陆昊：学习厉老师经济思想的几点体会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陆 昊

　　我是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的。从大学一年级直到大学毕业，我有幸听过厉老师亲自讲授的"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专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四门课程。在研究生阶段，我又听过他讲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专题"等课程。在他主编的《国际金融学说史》、《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等多部著作中，我作为参与者，分别撰写过一些章节。我曾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研究厉以宁经济思想的长篇述评文章，后来又应邀撰写出版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中的《厉以宁》卷，对厉老师2002年以前的学术思想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我对厉老师经济思想的了解是比较多的，但由于我毕业后一直从事实际部门的工作，所以对厉老师经济思想的把握不一定很全面、很准确，下面谈几点体会。

　　我把社会科学体系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知识，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理论，主要解决"为什么如此"的问题；第三个层面是思想，主要解决"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感到，学术理论工作者在知识、理论和思想这三个层面都有重要贡献是很不容易的。而在三个层面都有重要贡献，同时还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影响进步就更不容易了，这也许就是学术意义上的大师，我感到厉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大师级学者。

　　在向厉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和厉老师的很多学生都感受到，他对知识的占有是极其广泛而深入的。无论是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乃至广义的历史、地理，甚至古典文学等众多领域，他都非常熟悉，而且都有造诣。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各个流派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原东欧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有很深研究。也许正是基于知识和理论的深刻积淀，又凭借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他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深厚理论支持的经济观点。

　　比如，他提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论断的背后，实际是"非均衡理论"的支持。基于对凯恩斯理论的深入研究，从非瓦尔拉均衡的一般分析方法入手，他不仅一般性地考察了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信息传递不通畅条件下的非均衡，而且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区分了市场不完善同时微观经济单位缺乏活力条件下的非均衡，深刻指出完善的市场要靠有充分活力的市场活动参加者来创造，而不是相反。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从第二类非均衡转为第一类非均衡。这是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建立在这些理论分析之上，才有了"企业改革主线论"的政策主张。

　　再比如，在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厉老师高度重视就业问题，鲜明提出并始终坚持"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这一观点的背后，不仅是非均衡理论应用的延伸，也是对转型发展理论所做的深入思考和创造性运用。他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凭借对发展经济学的深厚理论功底，对解决就业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性做了深刻阐述，提出解决就业问题比解决通胀问题更重要，经济增长分析比货币流量分析更重要，产权改革比价格改革更重要等精辟论断。他特别指出，过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实际上就是转型与发展并重的历程。这样，他就把转轨过程中的"产权改革、就业优先、宏观调控、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了。这不仅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也是他坚持了多年的"就业优先论"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

　　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能否做出准确预见，这是理论是否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

　　由理论主张进而转化为重要实践，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典范例是厉老师关于股份制的思想。早在1980年，厉老师就与国内一些学者共同提出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并在以后的学术实践中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后来在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得以初步体现，进而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得以更为明确的表述，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再比如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厉老师就在他的关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中强调，解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短期主要靠需求管理，中期主要靠供给管理，长期主要靠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协调。这些有预见性的学术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关于协调发展的思想是完全统一的，也在相关的表述中得到了体现。

　　再比如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厉老师在专著《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就提出了"对人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人不是为了生产，生产是为了人"等重要观点。相关的重要思想，还在他对兰格学说三大缺陷的论述中，以及在国内较早进行的对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的研究中得到延伸。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重要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是厉老师研究中的一大特色。他在分析道德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对新教徒在北美早期的移民开发和我国南北朝、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中居民南下福建、广东自建村落；对中世纪西欧城市如何互助共济，又如何限制竞争措施；对马克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产生之间关系的分析；对莱宾斯坦关于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之外的"X"效率的分析；对麦金德关于工业化过程后人的生活单调化问题的分析等旁征博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正是这种史论结合的魅力，才能产生正确、持久并能预见未来的经典学术思想。

　　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常常感觉有些理论和思想离现实很远，但是厉老师的很多经济思想却能够直接用于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这也许正是真正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邦济世的大学问其独特魅力之所在。

　　在厉老师的经济学著作中领会到的目标层次理论，对我很多工作都有重要影响。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我理解统筹城乡是四个层次的递进和统一。第一个层次是确定统筹城乡发展总体布局；第二个层次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第三个层次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第四个层次是城乡均衡发展，直至一体化。

　　我在中关村管委会工作时提出政府在创造环境中的三个层面，即在加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加强以机制、体制创新为核心的软环境建设的同时，还要着力加强思想文化氛围的建设，主要依据就是对高科技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这一认识，不仅是因为注意到了萨克森尼安教授对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文化差异产生不同结果的研究，相应地促使我思考在当前我国蓬勃兴起的高科技产业热潮中，需要哪些特定的区域文化和思想观念支持；也不仅是因为注意到了温州人肯吃苦、敢冒险，勇于徒手创天下，并善于把已经积累的财富主要用于生产和发展而不是消费，相应地促使我思考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到底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亦或是政府系统或地区居民头脑中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观念；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上学期间听厉老师在给研究生开设的讲座中多次提到的重要观点，即在经济运行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我还清晰记得厉老师讲罗马帝国盛期和13-15世纪的意大利并不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和市场条件，但最终没有促成良好的经济发展，就是因为缺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支持时的情景。这一重要观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1992年我国并没有发生发展经济的要素和市场条件的巨大变化，却能从上到下产生促使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有助于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和意识形态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