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光绍：厉以宁老师满足我学生的自豪感

　　厉老师给我们上的一门课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屠光绍

　　我是1978年10月进入北大经济系学习的。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6年多时间里，北大的老师们素养深厚，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他们的品格和精神深深地影响、引导着我。厉老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通过上课、讲座、辅导等多种方式，在校园里有较多的机会直接面聆厉老师的教诲，对于我在校期间积累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形成好学、思考的习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毕业离开北大后，曾经在地方政府如北京市、上海市工作，也曾经在中央国家机构如人民银行、证监会工作，因为一直从事经济和金融工作，就有机会继续向厉老师请教，也得到了厉老师的继续关心。

　　32年前的环境和条件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我们这些刚入学的经济学专业学生来说，主要经济学的教材是沿袭多年的、反映计划经济体制原则和精神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随着改革的逐步启动，各方面对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了解、求知的需求逐步增加，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充满了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渴求。

　　厉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记得80年代初，厉老师率先在北大经济系开出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系列讲座，后来又作为选修课深度演讲。我们这些有很强求知欲的青年学生对课程充满了神秘和好奇。厉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一步步向我们打开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丰富殿堂的大门，我们得以知道，在经济学理论的王国里，不仅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之前的各种经济理论，而且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经济理论也在发展，各种流派学说异彩纷呈。较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些经济理论反映了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的现实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我们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当然，由于80年代初的特定环境，厉老师在讲课时，有时也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批判"一下，但我们当时就感到，厉老师的"批判"并不是"上纲上线"、"空洞无物"的"文革式"批判，而更多的是体现科学精神的分析和解剖。

　　听厉老师的课，既丰富了我的经济学知识，也满足了我作为青年学生享有的一种"自豪"感，因为那时也有一些朋友在别的大学读经济学专业，但其他学校没有开出这类课。节假日相聚中，我就禁不住向他们谈起厉老师的讲座和课程，并"现学现卖"地介绍一些内容，他们都很羡慕；从他们羡慕的口气和眼神中，我也感到了一种在北大学习的"优越"。后来，当我了解到厉老师在开这门课背后的故事时，在这种自豪和优越感之上又增加了对厉老师更多的尊敬。

　　我记得一边听厉老师讲课，一边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厉老师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开出这门成系统的、影响较大的课程？大家都说厉老师有才华，这固然不错，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从厉老师偶尔谈及以及从其他方面得知，厉老师50年代中期从北大毕业，也正是风华正茂，充满追求的年龄，但从50年代后期一直到70年代末，20多年时间，神州大地几乎没有安宁过，教育和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严重摧残，厉老师也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客观上厉老师的教学和研究也是无法正常进行的。在那样不利的条件和恶劣的环境下，厉老师克服各种困难，利用各种机会依然孜孜不倦投入到经济学的海洋中，凭着执着的追求，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刻苦的钻研，与一个又一个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书本中进行"对话"，同一个又一个经济学学术观点在思考中开展"交流"。

　　春华秋实，厚积薄发。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厉老师开出的新课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著作的出版，就像经济学理论园地的一束束报春花，散发着历经风雪严寒后的春天的气息，也展示着一位勤奋、正直知识分子的动人形象。这样，我们才逐渐懂得，厉老师教授的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学生今后有用、同时让别人称赞以至羡慕的新课程、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这课程后面所包含的一种品质和精神，这也许是厉老师给我们上的更重要的"一门课"，这对我们的人生有着重要启迪，也使我们终身受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厉老师关于产权理论尤其是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推动了所有制改革进程，并对股票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新世纪之初，厉老师又通过全国政协推动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组织了对贵州毕节的扶贫，以他的品格和感召力，以他的智慧和见解，为民营经济的壮大，为毕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贡献。在厉老师这些大的"举措"里，我都受过厉老师的教诲和"耳提面命"，并努力付诸于我的实际工作。现在我在上海，工作十分繁忙，但我总是想到过去，我真盼望有机会再回到北大，聆听厉老师的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