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病”的病根在哪里？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企改革几乎是年年提，年年抓，但总体来说，似乎成效不大。“国企病”几乎每年都以不同的症状暴露在公众面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在人们怒其不争的同时，它却安然滋润的活着，而相关责任人也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就能一带而过。所以，每次的改革看似痛下针砭，其实不过都是修修补补、浅尝辄止，其实与其一次次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不如找到“国企病”的“总病根”，使其彻底的脱胎换骨，但问题是，这个“总病根”是什么呢？

　　“国企病”是众多企业病种中的一个，为什么如此被人重视而又难以医治呢？

　　在市场体制还不够完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漠，监督机制尚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哪种所有制企业都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感染这样或那样的疾病。所不同的是，由于病菌不同，产生病菌的原因不同，有的病是致命的，有的病是不伤及生命的，有的病是能让患者得到他人同情的，有的病则很难让患者得到他人同情。

　　“国企病”作为众多企业病种中的一个，显然病情要比其他企业危重，而且很难得到社会的宽容和同情。因为，患者是掌握着庞大社会资源，又被称作国民经济支柱与保障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

　　眼下，一系列的负面消息，不仅再次将国企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且让“国企病”再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且病情是那么的危重。

　　先是国企占据了2012年企业亏损榜的前十位，让舆论哗然。接下来，媒体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报中“业务招待费”一项高达8.37亿元，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还引发了舆论对其他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业务招待费”的关注。关注的结果是，五大建筑央企2012年一年的“业务招待费”共计22亿元，占1720家公布了“业务招待费”企业总量133亿元的16.5%，而5家央企占全部企业的比重则只有0.29%，两者相比，相差近57倍。就算央企的块头大些，也不该差距如此之大。

    紧接着，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0户央企和3家国有银行2011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显示，不仅未批先建工程超过了600亿元，而且诸如滥发福利、滥设开支项目、不按规定对项目公开招标、随意更改招标结果、违规发放贷款，以及以“健身卡”之名滥发福利等现象也是大量存在。

　　虽然按照审计署的说法，相关涉案企业已经按规定进行了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处理。但是，却没有提供如何根治“国企病”的办法和措施。也就是说，面对这些企业暴露的“国企病”，仍然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的方式。谁也无法保证，在下一次的审计中，这些病还会不会重发。

　　事实也是如此，自从成立了审计机构，并对国企进行年度审计以来，“国企病”就一直没有根治过。不仅没有得到根治，而且病菌还在不断异变异，滋生出许多新的“国企病”，如此次中移动以健身卡之名滥发福利的行为，以及中国出版集团所属新华书店总店、中华书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2009年至2011年存在部分古籍特藏书和善本下落不明等。

　　旧病未除，新病又至，困扰国企的各种病菌、病情频繁发作、不断繁殖，确实让社会公众十分痛恨又十分担心。因为，国企担当的不仅是企业责任、员工责任，更担当的是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历史责任。国企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国家形象、社会形象，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如果“国企病”不除，甚至还在恶化、变异，显然对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社会安全是相当不利的。

　　对此，虽然相关企业及其职能部门已迅速作出回应，表示将积极整改，并欢迎社会各方面加大监督力度，帮助国企医治“国企病”。但是，到底如何医治、如何整改、如何监督，似乎仍停留于过去口号式的老套路，没有新举措与办法。如果这样，“国企病”将无法得到根治和解决。

　　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国企病”病种很多、细菌繁殖很快，且出现了一定变异，然而，仔细诊断则不难发现，病根基本一致，那就是体制和机制僵化、陈旧、不合理带来的病菌繁殖土壤过于肥沃，滋生病菌的营养过于丰富，是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在回应和处理“国企病”过程中，仍然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套路、老办法、老手段，那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心依旧”，该来的照样来，不该来的也会接踵而至。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屡审屡犯、屡改屡犯”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根本的医治措施，就是找出“国企病”的体制和机制病根，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和办法，将国有企业改革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其病情不再恶化，并得到根本性救治。

　　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国有企业改革，如果能够改出效果、改出水平、改出质量，不仅能够释放巨大红利，而且能够直接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形成强大的带动力和推动力，使各项改革的红利都得到充分释放。

　　面对国企暴露的种种问题，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国企应该比上市公司更公开、更透明。这个“更公开”、“更透明”如何实现，办法也只有一个，就是改革。

　　对国企如何改革的问题，社会各方面也是意见不一、观点纷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一直坚持，应当让国企全面私有化。这当然是不可取、也不现实的。在政体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更加糟糕、更加危险。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教训，中国是必须充分吸取的。但是，螺丝壳中做道场，对国企的改革，如果只停留于小打小闹、小动小改，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特别是垄断国企，必须走根本性的变革之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对国企来一次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变革，能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能通过市场方式解决的通过市场方式解决，能不由政府主导的坚决不由政府主导。一方面，将民营资本的“活泥鳅”大量输放到国有企业当中，特别是国有高度垄断的领域之中，将国有企业这团死水搅活，达到根治“国企病”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不要再成为国有企业的“保护伞”，不要再为国有企业的病菌繁殖提供土壤和营养，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市场经济主体创造环境、制定规则、完善秩序，而不是制造不公平。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要再用行政手段对国有企业实施管理，尤其是经营者的选配，应当充分交给市场，让市场来决定，而不是政府来任命。

　　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更多的让社会来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让市场来对国有企业的运行、管理和运作进行监管，让国有企业不再围着政府转，而是围着市场转、围着社会舆论与公众转。同样是国有企业，新加坡的淡马锡能够十分规范地运行与管理，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就不能呢？

　　总之，国有企业不是不能搞好，也不是没有规范的办法，而是没有找到病根，没有对症下药。这其中，政府的不开明、不放权，是最主要的病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