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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大清帝国决心加派军队入台备战。盛宣怀的第二次“军事生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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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轮船招商局中担任了副总经理(“会办”),30岁的盛宣怀,在1874年前后的主要工作,依然是李鸿章的幕僚。
从1870年投奔李鸿章以来,盛宣怀在军事、工业等方面都参与颇多,而其中在军内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为李鸿章的淮军管理后勤。
为军队办后勤,是盛宣怀的强项。最初李鸿章给他的职务就是“派委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旋奏调会办陕甘后路粮台、淮军后路营务处”,他的道员级别、并赏花翎二品顶戴,都是因这次在剿灭捻军的战争中因军功而得。可以说,他就是半个军人。
此后,但凡有李鸿章或者淮军涉及的军事行动,如1874年入台抗日、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盛宣怀都深深地卷入其中,参与机枢,筹办后勤,堪称李鸿章军队的总后勤部长。
此时,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大清帝国决心加派军队入台备战。盛宣怀的第二次“军事生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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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也就是盛宣怀投奔李鸿章的次年,琉球的一艘渔船被风暴吹到了台湾,船上渔民上岸避险,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当时的琉球,既遵照数百年的习惯,向中国朝贡,也在日本武力逼迫下向日本朝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这一年,正是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定位其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一年,中日之间签订了《修好条规》,第一次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理念和模式,确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盛宣怀所说的“彼时中东(中日)初次通商”。年轻的盛宣怀见证了这次中日谈判,并在谈判后秘密出访日本。(详见本专栏《盛宣怀如何与日本打交道?》)
《修好条规》并不能遏制日本的野心。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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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
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
台湾的守军力量薄弱,而此时的淮军早已是大清帝国的主力部队,不仅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多年来征战沙场,有着一大批有经验的官兵。
台湾备战的决策确定后,沈葆桢、李鸿章都奏请中央,将淮军精锐部队调入台湾。8月2日(六月二十一),中央正式决定,驻扎徐州的13个营的淮军共6500人,由提督唐定奎军率领,征用福建船政局、轮船招商局的船只,立即赶往台湾。
盛宣怀同日受命,为这支军队筹办后勤,正式身份是“接办轮船招商局淮军后路营务处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
他能承担其这份重担吗?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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