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前夕，围绕重庆唱红打黑，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激烈争论。吴敬琏指出，“十八大结束了改革路线之争，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路线”。不过在笔者看来，十八大只是结束了政治路线之争，否定了民粹主义、坚持了法治社会的改革方向。但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
有“繁荣博士”（Dr. Boom）之称的林毅夫自从世界银行卸任归国后，抛出“新结构经济学”，其观点再度引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林毅夫观点的核心有两点：1）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此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想法是危险的；2）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看不见的手”相反，政府应该发挥“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来打破增长的瓶颈。
林毅夫的观点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上述两点长期以来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痼疾：投资依赖和强势政府。这一问题在2009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之后更引发吴敬琏、厉以宁、许小年、张维迎等学者的激烈批评。林毅夫是极少数对四万亿计划公开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
在批评投资驱动模式的声音中，吴敬琏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宏观经济每次出现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最近5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围绕“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指向了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是继续维持高投资率还是降低投资率提升消费率，政府是继续涉足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还是坚决退出经济领域。今秋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期待将在经济领域推出全面的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普遍认为是要降低投资依赖）和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普遍认为政府要大幅度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并不那么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甚至有益的，政府职能的改革迫切性也不明显。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无疑将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甚至成为那些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挡箭牌”。
因此，对林毅夫的观点及论据进行详细的辩驳是极其必要的。
1、中国投资率过高吗？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四万亿的推动下，中国的投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这一水平不仅高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水平，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从国际比较来看，欧美日发达国家投资率都在30％以下，美国2010年投资率只有15.5%，其历史最高水平（1943年）也不过23.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的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长80％来源于技术和效率的进步而非资源投入。即使与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起飞时期相比，这些经济体投资率的历史最高水平也不过是36.4%（1073年）、38％（1991年）、30.9％（1975年）。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红利，掩盖了中国投资过度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陷入去杠杆化，中国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难以消化，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窘况。对这一转变，我们应有深刻的认识。
林毅夫认为，“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速下降归咎于我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他的论断，显然忽视了欧美去杠杆化影响的长期性以及中国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再来一遍刺激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
2、投资过高是祸水吗？
林毅夫认为“投资”被冤枉了，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甚至被有些网评家认为是我国经济中一切问题的根源，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投资当然不应为所有的社会问题背黑锅。但也不能否认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一，投资驱动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增长，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吴敬琏指出，“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在目前这种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必然增长得最快，而劳动者的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事实也是如此：1996年至2007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
第二，中国投资率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价格（土地、劳动力、环境、资本）的长期低估。环境污染价格低估，已经把环境承载力逼到了极其脆弱的地步；劳动力价格低估，导致收入分配失衡扩大；资本价格低估，则意味着居民（储蓄者）向企业（借款人）进行补贴。
第三，中国投资率过高的另一个成因在于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不仅通过税收、土地出让金等获得巨额收入，而且拥有大量具有特殊资源优势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形成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也是政府不断扩大对经济领域的介入的例证。其结果是，GDP主义日益膨胀，甚至出现“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乱象。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不仅带来了腐败和寻租问题，而且使得政府无心执法，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全面失控。
第四，针对韦森、张军、余永定、张曙光等学者批评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 、“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林毅夫辩解说，“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这里，林混淆了政治家与官僚集团的区别：政治家可能追求青史留名、遏制腐败，而官僚集团则力求扩大权力和资源以便寻租。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旦政府部门掌握了过大的权力和资源，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在不改变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前提下，政治家的强势反腐终究亦难以奏效，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3、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吗？
林毅夫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
上述观点大可存疑：1）我们提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并非不要投资，而是要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低到合理水平。2）消费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动力。以美国经济为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左右。不仅如此，消费也可以成为创新的动力。美国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挑剔的消费者，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创新的公司。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由于创新的公司主要依赖创新而非投资来增长，这也使得劳动者能获得更高收入，进而形成强大的消费能力。技术和效率的提升固然离不开投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目前50％的高投资率是必须的。以高层次消费需求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是价值链的高端，也是世界各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共同规律，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中国的消费水平还很低，增长潜力极其广阔，只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提升消费，也是“对冲”欧美经济去杠杆化所导致的中国产能过剩的必由之路；3）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的确为经济增长消除了瓶颈。但站在今天的时点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不再是瓶颈因素，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超前供应的问题。尽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基础设施的改善是持续的工程，但完全可以通过渐进的建设满足，而没有必要保持过去的投资强度。如今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之所以成为风险点，本身就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过剩的问题。
总之，投资驱动是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过度依赖投资，不仅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危机，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环境污染、腐败和寻租的重要原因。
降低投资依赖，必须从深层次原因入手：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政府退出经济领域、深化国企改革。
在降低投资率的同时，必须通过大胆的体制改革来释放消费的潜力：利率市场化推动居民财富的增值保值，减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房价等。更重要的是，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创新驱动转型，也将自动带来居民收入占比的提升，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消费潜力的中产阶级。
当然，消费率的提升有赖于诸多体制改革，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这提示我们应加快体制改革步伐，而不是继续投资驱动的饮鸩止渴。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原文刊于FT中文网，经作者授权转载）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