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这样说：
如果把中国跟其他大多数经济体作比较的话，你会立即发现，它除了经济高速增长外，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失衡。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会投入一部分当前收入用于投资，以扩大未来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扩大未来投资能力。美国把70%的GDP用于消费，这诚然有些偏高；但在中国，消费仅占GDP的50%，近一半的GDP是投资而来的。
那么，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使得消费如此之低，又是什么使得在投资如此之高的情况下收益没有急剧递减？这引发了激烈争论。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理论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由一个小规模的现代行业和一个大规模的传统行业构成，而传统行业包含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即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农民。
这种剩余劳动力有两个效果。首先，这类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大量投资于新建工厂和建筑，而不必担心收益递减，因为一直能够从农村获得新的劳动力。其次，即便经济改善，这种过剩劳动力大军的内部竞争也会使得薪酬维持在低位。实际上，中国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没有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大收入提高。一些收入流向了精英阶层；但大多数只是停留在企业中，而且许多是国有企业。
以我们的标准来看，这非常奇怪，但它在中国已经起效了几十年。不过现在，中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或者直接地说，中国的过剩农民正在耗尽。
下图显示，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正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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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剩余劳动力耗尽的后果如何？克鲁格曼继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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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正在上涨，最终，普通中国人也开始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突然面临重大的“再平衡”需求。投资现在出现了收益大幅递减，并且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收益都将急剧下降；消费者支出必须大幅上升，来弥补投资空缺。但问题在于消费者支出是否上升得足够迅速，来避免严重衰退。
而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不能。再平衡的需求明显已存在多年，但中国一直推迟必要的改变，只是通过维持人民币低估和大量廉价信贷来促进经济。这些措施推迟了清算之日的到来，但也使得这一日最终到来之时事情变得更难以应对。而现在它已经来了。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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