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与兵
刘刚
王权总以“末币驱逐本币”
南宋叶适以铜钱为本币，就是基于宋钱的国际流通。到了明朝，虽然还是货币经济，但宋钱已退出了财计。
即便宋朝未曾亡去，宋钱时代也不会再来，毕竟是贱金属，怎能永远贵卖？或曰与时俱进。但少银的中国，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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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日本的白银还不够，还要有新大陆的参与，要全球化。
我们知道，宋钱时代，主要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互动的世界，从东洋到西洋，宋钱率领“中国制造”进入了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那时，欧洲人被边缘化了。
在马可·波罗来中国前，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盛产瓷与丝的中国，还是个令人向往的传说，而马可·波罗之言，不管真假，都成了大航海时代的预告。白银时代的主角就是大航海的后裔，有了欧洲和新大陆参与，白银时代开启了全球化的经济格局。
这一格局，顺着大航海的惯性—到中国去，形成了像椭圆那样的两个中心：中国与欧洲。而白银时代，便是一个中国与欧洲互动的世界，阿拉伯人退出了历史舞台。
尽管中国还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已不再具有主导历史进程的力量，国际货币，由欧洲人提供。而中国，自明末“准贩东西二洋”以来，便接受了以白银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且以白银来改革国家财政，中国制造跟着国际货币—白银走，走出一个白银时代。
那时，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自以为应有尽有，自给自足，无需往他处购买什么，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银子。即便如此，天朝也从来不问银子“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只等着银子来敲门。
国际货币之于中国制造，对瓷与丝的需求，一如既往，对茶叶则趋之若狂，其时，欧洲兴起“中国风”，唯有喝茶，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样式，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英国人说，中国人以茶叶征服世界。如此这般，我们也可以说，世界用白银征服中国。当整个世界都开足了马力为中国供应白银时，永远不变的天朝终于改变了财计。
16世纪初，世界年产白银约151.1万盎司，到了中期，年产量已增至1001.7万盎司，到了18世纪，世界银产量年均在900万至1700万盎司之间。期间，美洲供应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0%，日本提供的白银约占了20%，“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这些银子，大都流入中国，可天朝为什么不以此建立银本位制？
还在南宋时期，叶适就提出了本币制。可铜钱能作为货币流通，也是靠了王权授信，它没有金、银那样的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事实上，还是王权授信赋予铜、铁取代金、银作为市场的价值尺度。叶适没有想到，用铜、铁这样的普通金属，固然可作金钱流通，却不能像贵金属金、银那样作为本币来用。真正的本币，要从王权以外产生，它自有信用，自立根据，其依据，便来自三纲五常之外的更高的道理，只要还靠王权授信，就难以产生真正的本币。
叶适的可贵在于，他特别看重本币，尽管他强调的本币并不能真正成为本币，其实还是末币，可他毕竟以本币作为立国根本的财计，主张“称提之政”从末币转向本币，预防本末倒置，勿使“末币驱逐本币”。有人指出，“劣币驱逐良币”，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是16世纪英国人格雷欣提出来的，可“格雷欣法则”比叶适所言晚了约400年。不过，币之本末说，虽自有良、劣那一面，但其着眼，还在货币本位，故叶适所言，似为近代化源泉。从货币经济里，中国开始了近代性的萌芽，本币制的提出，使货币有了币权，这无疑具有近代性。
然而，萌芽归萌芽，却没有开花，更未结果，究其根柢，在于本币未立，统统由王权一竿子插到底，以被黄宗羲赞以“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的南宋会子为例，不管“称提”多么完善，无限王权的劣根性都无法改变。王权不受制约，货币可以无限量发行。
孝宗乾道四年，朝廷发行会子，曾规定“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可到了淳熙三年，又“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有人说，这还是南宋最好的时期，便已如此违约，年头要是不好，那就越发可想而知了。对于王权来说，本无所谓约，因其唯一，同谁立约？或曰民约，那要有民权对等，方可立约，无此对等，则何约之有！
后来，光宗绍熙元年，又“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印刷术为货币经济开方便法门。叶适说，这是“补一时之阙而遂贻后日之忧”，“十年之后，四方之钱亦藏而不用矣，将交执空券，皇皇焉而无所从得，此岂非天下之大忧乎”！“大忧”即金融危机。
明末时亦如此，天朝如一天下银库，银子能进不能出，流进来的是银元，进来以后，全球流通的国际货币，都变成具有中国特色只能在中国流通的银两了。本来，银元如原子，按枚铸造，不可分割，要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流通，此为信用。可到了中国，改元为两，不可分割的货币单位变成可以不断分割的称量单位，这样的货币，哪能作为立国之本的本币呢？实际上，王权早已包揽了本币的功能，要王权于自身之外，再去建立本币，无异于与虎谋皮。明朝以后，中国虽然进入白银时代，但用的是银两，而非银币。为什么不用银币？说到底，就是不想搞银本位，因为银两还有个成色的问题，更何况碎银子怎能作本币？天朝用银两驱逐了银元，用碎银子那样的末币驱逐了完全标准化的国际货币，天朝用王权收拾了银子。天朝大一统，王权即信用，这样的原则看似威猛，实则自宫，当银元都变成了银两时，中国也就成了国际货币的黑洞，当各国都抽紧了银根时，天朝才知命根子在谁手里。
本币制的近代化前浪
读我国历史，常言多难兴邦，穷则思变。
叹异族入主，往往不在多难之时，艰苦之日，而在繁荣之后，发达之余，富而无政，那是最危险的日子，个中原委，说来甚长，试以“近代化”言之。近代化的先机，在于解放人欲，而人欲之解放，有待于货币经济。人欲之于货币，如鱼得水，货币变现人欲，使人欲有了合法的文明形式。表现在学理上，在朱熹看来，都是功利。不过，正如本该自由流通的货币总是被厄于超经济强制，属于自由意志的人欲即便盛极一时，亦得屈从于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天理，难以在政治上成长为真正的国力。
货币经济是险滩，闯过去了，便是近代化，闯过不去，就要翻船。
司马光主张节俭，他认为，就王权而言，过自然经济的小日子最安全。而王安石变法，则以国家主义的方式开辟财源，虽然开了个新局面，但他闯了货币经济的险滩，也就将王权推到了近代化的浪尖。后世洛学之徒，将北宋之亡归于王学，亦不为无据。
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中国的王权主义，虽然走了一条货币经济的不归路，但走到本币制，都戛然而止。市场经济的原则，到头来，还得听命于王权主义，本该自由流通的货币，最终，还得服从圣旨，而近代化追求的是“货币高于王权，币值大于圣旨”。由此可见，南宋和晚明，离近代化还很远，南宋钱荒，晚明银荒，都是王权在货币经济的险滩上翻了船。然而，繁荣的锦簇花团，令异族垂涎，他们驱马南下，围猎中原，打断了近代化进程。
如果没有异族入侵，所谓“近代化”，就能从王权主义里面走出来吗？即使被打断了，不是一两百年后，还会再来一次吗？从宋到明，从明到清，岂不正是如此吗？
康乾盛世后，同光复兴时，不是兴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吗？不过，这次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从西方文明来的，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
终于有一位皇帝站出来，高喊“向我开炮”！他就是光绪帝。我们称他为“千古一帝”，就因为他是三千年来唯一一位欲以立宪救赎帝制，以民主来为民立极的皇帝。
他的愿望，投映在货币经济的浪尖上，居然掀起了一朵本币制的浪花。
铸钱与铸币有所不同，铸钱有眼，正所谓“天圆地方”，方孔即钱眼，王权坐在钱眼里，利出一孔，顺风顺水，一旦钱眼被封，就阴阳不顺，五行不通。中国历史上，真正搞本币的皇帝惟有光绪，是光绪把钱眼封了，铸了银币和铜币，没了钱眼，王权向何处去？
此举，前所未有，后来异化，如今，我们还不是又回到了宋代皇帝最喜欢的纸币，不仅因为纸币能更方便的带动货币经济，更由于纸币能将民众导入统治者的信用体系，集中体现由统治者主导的国家意志，并在分享国家信用的同时，失去自身独立的信用价值。
而民主制的根柢，在货币经济里，就是作为公民的个体自身所具有的独立的信用价值。有了独立价值，谁敢说我们作为个体都是渺小的？谁敢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抹煞我们的个体权利？叶适早在南宋时，就已提出本币制的问题，虽然占了货币经济的先机，但本币未立，反而被王权用“末币驱逐了本币”，他那时的“大忧”，迄今依然，真可谓先知。
可本币立，王权就得退出流通领域，例如光绪通宝发行，几乎就成了清朝灭亡的序局。有人说光绪帝铸币，坏了帝王家的风水，就像北宋遗老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一样，晚清遗老则将清朝的灭亡归咎于戊戌变法，而光绪通宝，则被他们拿来诉说亡国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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