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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雇佣洋员，工资之外，还另行发放伙食补助、川资（路费）与津贴、住房与生活用具、办公与外出考察费、医药费、恤赏费等，奖金也极为优厚，并基本都有带薪假期。无疑，当时的大清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雇主。“饵以重利”，吸引人才，以图加快自己的技术提升和人才培养，这是大清特色的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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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赶赴上海之前，向李鸿章请示谈判策略，李鸿章同意了他的原则，即必须坚持用人的自主权，要将工资的发放权收回中方手里。
李鸿章还给盛宣怀建议：“洋匠柏专敬曾经用过，不妨电信唤来”。盛宣怀认为这是李鸿章“操纵自如之至意”。
柏专敬是英国工程师，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受福建省雇佣，而后被李鸿章聘请到天津水雷局担任教官。据有关史料，他在技术方面似乎并不是非常专业，但与北洋上下关系不错，李鸿章用他来平衡及牵制大北公司，也是个办法。
盛宣怀到达上海不久，柏专敬也赶到，两人会面时，柏专敬表示“极愿投效”，达成初步意向。盛宣怀将这作为预案。
预案中还有个人选，就是郑观应物色的洋匠卑涉（又译为“卑霎”）。据郑观应介绍，此人非常熟悉测量、机械等，一直在上海工作，后被江南制造局聘用。郑观应已经与卑涉谈过，他本人非常愿意到电报局工作，负责验办材料、设立电线学堂、教生测量电气及管理和操作机器等工作，同时也要求签订3年合同，月薪不低于350两（折合人民币7万元），中方提供住房，并要求有人事权和管理权。郑观应告诉盛宣怀，江南制造局已经同意与电报局合用此人。
外聘洋匠的高薪水，的确是大清各大企业面临的成本问题。
电报局内部，总办之一的刘含芳曾向盛宣怀建议：“借人与雇人不同，只能认薪水，不能认外来川资，此一层要紧。”试图取消所聘请的洋匠的来往路费（“川资”），而上海局的经元善和郑观应，也曾向盛宣怀提议，可雇用薪酬较低的洋员。这些建议固然正确，但关键是如何操作：要找到既专业、又省钱的合适人选，“猎头”过程的成本其实并不低。
高薪，在起步的时候也是无奈的选择。当年恭亲王奕䜣在为京师同文馆聘用外籍教习时就说：“外国教习，非厚给薪水，亦无人愿来充当。”既然“外国人惟利是图”，大清国“既令教习诸生”，那就“不得不厚其薪水，以生其歆羡之心。”李鸿章也说，人家一个老外，“不远数万里而来，所图者利耳，惟饵以重利，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用。”因此，中国所请洋员的工资待遇，不仅高出中国同行十几倍、数十倍，而且也高出这些人在母国可能获得的收入数倍。以电报局为例，根据盛宣怀档案中的《天津电报总局用人酌定薪水数目》，洋总监督霍洛斯的月薪300两，而中方管理人员中，月薪最高为50两，最低10两，差距达到6-30倍。
大清国雇佣洋员，工资之外，还另行发放伙食补助、川资（路费）与津贴、住房与生活用具、办公与外出考察费、医药费、恤赏费等，奖金也极为优厚，并基本都有带薪假期。无疑，当时的大清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雇主。“饵以重利”，吸引人才，以图加快自己的技术提升和人才培养，这是大清特色的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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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盛宣怀此前的精心准备是完全必要的：1881年10月26日（九月初四），他抵达上海的第一天，就立即与丹麦大北公司的中国总经理恒宁生（J. Heningson）进行谈判。但是，开局极其不顺，对于盛宣怀提出的两条，大北公司一条都不答应。
大北公司宣称，霍洛斯和博怡生2人必须调回公司，而不是中方期望的留用；要求中方另行雇佣17名洋匠，而不是盛宣怀计划的仅聘请6人；所有工匠的工资，依然要经由大北公司转发，而不是中方要求的直接发放。
在随后的谈判中，大北公司嗅到了盛宣怀另有备案的气息，口气便“稍觉委婉”，同意博怡生可以在中国电报总局天津局留用，霍洛斯则要调回，不过中国电报总局上海局若需要，可以随时借用帮忙；同时，大北公司也同意工资由中方直接发放给洋匠。
盛宣怀指出：在中国电报总局的创办过程中，霍洛斯一直在北方、博怡生一直在南方，对线路等情况都熟悉了，不可调换地域，否则没有意义；而且，人员既然是中方雇佣的，其工作理应听从中方调遣，不应由大北公司在中间“越俎”。
参与谈判的大北公司代表哈伦则提出：如果中方要留用霍洛斯，还必须等待欧洲总部的批准。
盛宣怀追问：以前谈判的所有事宜，都是哈伦直接作主，为何这件事要经过总部？
哈伦回答说：我没到之前，另一同事波亚已经将这向总部请示了，所以只好等回信。
盛宣怀再追问回信何时能到，哈伦支支吾吾地说：海上电报如今中断了，修好接通后就会有。
盛宣怀因此向李鸿章汇报，认为这无非是丹麦人的延缓之策：“深知霍洛斯乐为我用，若以霍与，恐此后生意难肆欺诈；若不以霍与，尤恐另雇他人，以是两难。”
面对盛宣怀这样强硬的对手，大北公司便在上海施展拖延战术，其总经理恒宁生则悄悄赶赴天津，去见另一总办、地位高于盛宣怀的刘含芳商谈。刘含芳立即向盛宣怀通报此事，盛宣怀向李鸿章表示，大北公司无非“思欲售其前术”，好在刘含芳与自己意见相同，“亦深恨恒宁生失信”，他建议刘含芳可在天津与大北公司慢慢磨，他本人则在上海给大北公司最后期限，逾期如果无法确切回复，中国电报总局将另行雇佣洋匠。
同时，盛宣怀也给李鸿章提交了详细的两套人事方案：
方案A：如果大北公司接受条件，则计划任命霍洛斯出任津局总管，博怡生为沪局总管，另再选用丹麦原团队中的4人，津、沪各1人分管电报房，镇江、临清各1人，分管电报房及跨水电报线路。
方案B：如果大北公司不接受条件，则计划聘请柏专敬出任津局总管，卑涉出任沪局总管，另从日本雇佣4名洋匠。这样，总的薪水成本将远远低于大北公司。
天津、上海、镇江、临清之外的其它各局，因没有涉外电报及跨水线路，技术难度不高，都由中国自己培养的学生管理，“免用洋人，省事省费。”盛宣怀认为：“大北交情，可顾则顾，然亦未便尽为所挟制。”
在盛宣怀的强硬逼迫下，大北公司也到了必须明确表态的时候……
【未完待续】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文章系《权商盛宣怀》第30章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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