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的监管思维和手段,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中国对基因这一前沿科技的政策必须更具前瞻性
没有机场,再好的飞机也难以飞向天空。
中国基因技术正面临这样的尴尬。由于注册死结迟迟未能解开,多地医院开展已久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被国家监管部门三度叫停。
基因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科学的顶峰。通向这一顶峰的路上,中国民营机构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并承担了部分测序任务(1%),所幸没有被完全抛下。
其后,国内基因产业的先行者实现了由参与、接轨到同步及部分引领的跨越发展,并逆向并购了美国上游公司。但这并不代表取得这场商业战争的完胜。整体观之,中国基因产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依然处于被动。
业界认为,坐拥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宝贵的主场优势,中国基因技术和产业,完全有理由做得更好。
但前提是,中国对基因这一前沿科技的政策更具前瞻性,成为这个战略产业的助力。
工业化时代的监管思维和手段,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深圳何以能建成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服务中心和基因组学研究中心,其探索不无启示。
几乎没有哪一项技术,如基因这样事关人类自身奥秘和切身幸福,它绝不仅仅是一项赚钱与赚取眼球的产业。在国家战略层面,它需要获得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地位。
【临床注册死结】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服务被三度叫停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相关法规的滞后,以及以落后政策限制创新技术发展的体制障碍
拿到自己第16周的产检化验单时,37岁的高龄孕妇汤玉珍(化名)差点崩溃。
在这张化验单上,一项名为“21-三体风险度”的指标数为1:300,而参考值为<1:270。
这意味着,汤玉珍腹中的宝宝,有很大机率患上唐氏综合征——一种可能导致先天畸形的常见胎儿疾病。
医生建议她做羊膜穿刺以确诊,但同时她也被告知,这种羊膜穿刺术有0.5%的流产风险。
就在汤玉珍万分纠结时,医生告诉她,可以考虑先做一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产前筛查,这种检测方法只需抽取5毫升静脉血,没有流产风险,准确度高达99%。
15天后,汤玉珍拿到了这项检测的结果,检测报告上看似没有定论,但是却给了她一个稍微安心的数字“1/759340072”,这是她生出“唐娃娃”(指唐氏综合征患儿)的概率。
在国内,和汤玉珍一样做过这项检测的孕妇已经超过40万人次,但她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项在各地医院开展已久的技术,目前仍然处于国家法律法规监管的灰色地带。
就在汤玉珍接受检查的前一天,这项技术在国内的主要推广者——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下称华大基因),在2013年11月1日收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口头通知,要求其停止相应的基因检测临床服务。
其中原因为何?
三度叫停
成立于1999年的华大基因是全球知名的基因研究机构,也是国内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领域的龙头老大,早年的履历包括了参与全球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水稻基因组计划、SARS诊断试剂研究等成绩。
但是,算上2013年11月的这一次,这一生物科技明星机构所提供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临床服务,已经被国家监管部门叫停三次之多。
最早的一次是在2012年4月,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说,华大基因进口未经注册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检测试剂,在深圳部分医院进行产前优生优育筛查服务。
这封举报信被层层批转至深圳市药监局,深圳市药监局随即开展调查,结果发现,华大基因使用的是美国Illumina公司生产的Hiseq2000基因测序仪及其配套试剂,华大基因未能提供该设备及试剂的相关医疗器械或药品注册证明文件。
被举报之时,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已开展近两年。除了海外市场,在境内,华大基因也已经为广东、湖北和天津的多家医院提供该项服务,检测的样本数占到全国的半数。
深圳市药监局随后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华大基因停止使用无产品注册证书的医疗器械,依法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报注册,并提交书面报告。
不过,叫停通知下发后近一年时间,华大基因与各家医院合作的收费检测项目依旧照常运行。
为此,国家食药监总局后来再次向华大基因下发了叫停通知。据华大基因内部人士透露,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临床服务受到影响,但原有的已在部分地区开展的项目,仍在正常进行。
2013年11月,国家食药监总局第三次叫停这项未经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的无创基因检测临床服务。
对于第三次叫停,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华大基因向国家监管部门提交的报告中,华大基因方面表示,“将执行国家食药监总局规范管理整顿、停止临床商业活动的指令,将深圳临床检测转为免费服务和科学验证。”
注册死结
面对国家有关部门的一再叫停,一家民营企业为何敢“置若罔闻”?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华大基因并不是没有试图注册,而是按照现有的政策法规,注册程序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完成的死结。按照中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等法规的规定,包括产前筛查在内的各种人体诊断仪器以及配套试剂,只要是用于临床,都必须向国家药监部门申报注册审批。
国家食药监总局医疗器械审评中心副主任曹国芳介绍,在注册审批过程中,如果是进口医疗器械,除了需要提供相应的设备技术资料,还必须满足在原产国上市的要求。
公开资料显示,不仅是华大基因,包括贝瑞和康、安诺优达等国内众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临床服务的技术提供方,所使用的都是美国Illumina公司的Hiseq系列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试剂。
而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510(k)条款,Hiseq测序仪及配套试剂要在美国上市,则必须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认证审批。
Illumina公司在中国北方区的一位代理商告诉记者,除了一款小型高通量测序仪MiSeqDx已经于2013年11月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Illumina的其他系列产品,直到现在仍没有通过FDA审批的消息。
但这并不妨碍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在美国进入临床应用。
这位代理商表示,在FDA认证之外,美国还有一项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s)标准,只要对应实验室的人员执照齐全,而且通过了政府认证的严格质量管理,就可以对外提供自己验证过的收费临床服务。
Illumina和美国另外几家公司或机构,已通过这种标准,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推向了美国市场。
既然已经进入临床应用,这些美国设备制造商也就不再去大费周折,申请FDA的上市审批。
但在中国国内,并没有与这一修正案相类似的政策,设备要临床应用,必须注册。
这样,国内众多基因研究机构和公司所使用的进口设备,也就丧失了在国内注册审批的最基本条件。
从2009年开始,华大基因就多次向国家监管部门咨询进口测序设备的注册可能性,并尝试进行注册,但在现行的法规和规章下,申报注册一直难有结果。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深圳市药监局目前也正在协助华大基因与国家食药监总局进行沟通,希望解开这个死结,解决注册审批程序问题。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食药监总局已充分考虑实际市场情况,有可能在近期为华大基因加快审批。
曲线落地
在汪建看来,国家监管机构的谨慎并无不妥,尤其是基因这样可能危及公众安全与伦理的敏感技术,更加需要持续观察,以及政策研究准备。
类似的情况在很多新兴技术也同样存在。而在政策空白期,产业最好的办法,往往都是在确保公众利益的基础上,先行先试。
事实上,国内众多公司和研究机构,也一直在试图以其他办法,让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曲线落地。
在技术管理层面,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良钢介绍,原国家卫生部2009年发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对所有的医疗技术按照安全性、有效性等标准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在该办法中,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所属的大类别基因芯片诊断技术被划分为第三类医疗技术,由卫生部负责临床应用管理工作。
但2011年,在管理实践和专家建议下,卫生部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调整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管理类别的通知》,将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的管理类别调整为第二类医疗技术,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该技术的临床应用管理工作。
由此,绕开国家监管部门层面,直接获取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许可成为可能。
与国家级监管部门的谨慎相比,面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许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态度积极。在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这项技术得以在全国数百家医院快速落地。
比如,2011年12月,广东省物价局、卫生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发布《关于胎儿21-三体综合征基因检测筛查列入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华大基因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进行了新技术专家论证会,予以审批通过,并列入广东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在华大基因总部所处的深圳市,副市长唐杰告诉记者,2013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由深圳市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给予为期三年3000万元的支持,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纳入医保范围。
据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介绍,济宁目前也已经与华大基因展开合作,不仅是唐氏综合征检测项目,还将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妇女宫颈癌等4种疾病的基因检测纳入十大民生工程。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济宁已检测出了8个“唐娃娃”和41个带有可能致聋的基因缺陷的孩子,为家庭为社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现实需求
地方政府的热情动力,来源于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中国为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在每年约1600万的新生儿中,先天性致愚致残缺陷儿童总数高达90万。
仅唐氏综合征一项,中国各地政府每年就要支付82亿元左右的经费,用于患儿的医疗和社会救济,存活下来的出生缺陷儿童多为终生残疾或智力障碍,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和精神痛苦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根据华大基因、贝瑞和康提供的数据,从2011年至2013年5月,两家机构在国内进行的总样本数超过20万的临床检测中,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准确率的确达到了99%以上,远高于传统血清或B超等唐氏综合征产前检测技术的60%〜81%。
社会对降低出生缺陷的刚性需求,带来了不小的市场空间。
国安证券研究员马金良分析,如果按照每年待生胎儿总数以及单次检测费用3000元计算,无创产前诊断市场容量接近500亿元,“钱”景广阔。
不过,这也让人产生另一个疑问,华大基因的商业化抢跑,是不是“为了人民币服务”?
此前,就有媒体质疑,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价格在1000〜3700元左右不等,价格远高于传统检测手段。
对此,汪建回应表示“冤枉”。他透露,此前检测价格较高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检测试剂完全依赖于外资公司,不得不付出昂贵的成本。
“不过,我们在2013年3月已经全额收购了美国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以后我们的成本会迅速地降下来。”汪建透露,预计在未来1年内,华大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价格就将降到原来的1/5甚至更低。
这意味着,这个产业的实际规模,以及华大基因的真实收益,其实将远低于外界预期。
追问政策
马金良认为,在庞大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下,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有很大希望在政策层面最终落地,即使是进口测序仪设备注册审批这个死结,也有办法打开。
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核心设备的国产化。
2013年3月,华大基因斥资1.176亿美元收购的Complete Genomics,就是一家从事测序仪生产和服务,并且拥有CLIA认证资质的公司,这次收购意味着中国基因检测产业无自主产权测序仪设备及试剂的尴尬现状有望打破。
但无论是打地方监管的擦边球,或是通过设备国产化规避政策,都只是权宜之计,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要在全国开花,还是需要国家对无创基因检测进行立法规划和政策支持。
唐杰表示,过去两年来,在药监部门叫停华大基因的风波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基因产业法规的缺失。
他认为,药监部门按照现行的法规监管并没有错,但中国现在对这种从科学发现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的监管,还处于工业化时代的思维,而生物技术是一个后工业化的产物,用工业化的政策监管,整个产业就卡死了。
梅永红之前曾长期在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主持工作。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地以现有政策法规来套突破性的技术,其合理性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梅永红认为,基因产业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事情,国家应该将扶持基因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建立相应的产业标准和临床应用服务规范,制定政策引导和支持整个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何让政策立法跟上产业发展,将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考验。
【下游反击战】
华大基因并购美国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是一次成功的反击,但中国基因产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整体上依然处于被动 打印收藏评论(0)字号:
关注我们 全球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正在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商业战争。一些昔日的合作伙伴,已变成竞争对手。
2013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当属华大基因并购美国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下称“CG”)。
这桩国内首例跨国生物科技并购案,被中国生物科学界视作中国基因产业进化的里程碑。在2013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科技部高新司一位官员回忆这起并购时仍感叹,国外生物科技企业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以前只听说过国内企业被收购,现在中国的生物科技企业能够走出去,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但在这样一次标志性意义的收购背后,中国基因产业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整体上依然处于被动。
战争序幕
没有人会怀疑,基因,这个揭示人类生命奥秘的学科,必将孕育出全世界最大、最重要的产业市场之一。
因此,早在多年之前,围绕基因技术的“产业战争”就已经拉开序幕。
1998年,在全球科学家还致力于描绘人类基因图谱之时,美国科学家克莱格·凡特就创办了一家名为塞雷拉基因组(Celera Genomics)的私立公司,开展自己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且不允许他人自由发布或无偿使用其数据。但在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所有人类基因组数据不允许专利保护,且必须对所有研究者公开,塞雷拉不得不将数据公开,大量后续商业计划就此无疾而终。
此后,由于基因技术产业化市场没有全面爆发,基因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处于产业链上游、拥有基因测序仪器设计制造能力的公司,和以基因测序技术和研究为主、分享产业链下游蛋糕的机构和公司之间,分工有序、一片和谐,不时传出商业合作佳话。
比如,华大基因2010年购买了Illumina公司128台HiSeq2000测序仪,成为后者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直接帮助Illumina公司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商业爬坡。
同时,华大基因也借助这批设备资源,配合前期积累的基因测序技术优势,彻底稳固了国内基因测序市场的领头羊地位。
胜利反击
然而,当基因技术走出科学研究,产业化应用市场成熟时,昔日的伙伴开始因利益掐了起来。
从2010年开始,国内基因测序市场逐渐起势,在一些分析机构的预测报告中,仅中国基因测序市场的规模,就已从百亿元级别一路攀升到千亿元,全球市场更成为一块庞大的蛋糕。
于是,上游的仪器设备商们不再满足于硬件销售,逐渐向基因检测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伸手分羹。从2012年开始,国外几家主要仪器商纷纷转型进入技术应用领域,并把业务拓展重点瞄准中国市场。
与下游基因测序企业相比,他们同样掌握着基因测序技术,而且还拥有国内基因测序企业所没有的核心仪器设备研发制造优势。这一点,成为打压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国本地企业的一大利器。
商业逐利性的残酷一面,立刻显露了出来。
比如,在华大基因向国家监管部门申请基因测序设备注册审批时,按照法规需要提供设备制造商的基本资料,但当华大基因向昔日的合作伙伴索要材料时,却遭到拒绝。
同时,与华大基因合作的仪器商,还以各种借口拖延并终止已购设备的维修,并将价格本就偏高的临床使用试剂耗材提价近一倍,让华大基因近1亿美元的设备险些陷入瘫痪。
痛定思痛之后,华大基因决定通过反向收购上游公司,来补齐仪器设备核心技术的短板。
而竞争者一方面直接加入对CG的抬价,另一方面在媒体和美国监管部门中造势,希望以安全威胁等理由阻止华大基因收购CG,一度让并购交易濒临失败。
最终,华大基因通过与CG董事会和美国政府的反复沟通,对竞争对手的指控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回应,加上美国反垄断法案对本国企业的限制,美国最终批准了华大基因对CG的并购申请。
整体落后
虽然华大基因完成了对CG的收购,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基因测序产业取得了这场商业战争的完胜。
直到现在,中国基因测序产业乃至整个基因产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基因测序技术和产业脱胎于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被全球生物科技界公认的、对人类健康事业影响深远的基础性技术和效益外溢性极强的产业。在美国,基因测序市场不仅起步早,而且发展势头迅猛,每年接受各类基因检测的人数超过700万人次,使得美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降低了70%,直肠癌发病率降低了90%。
中国的基因测序产业虽然起步稍晚,但在基因检测技术水平上却并不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介绍,中国也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建立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不仅承担了国家生命科学和基因组重大科研任务,还掌握了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优秀的基因检测人才。
但发展至今,除了华大基因,中国的基因测序市场主体仍以中小型研究机构和企业为主,这些机构和企业大多停留在科学研究阶段,面向公众的检测项目少之又少,缺乏市场运作经验,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竞争力。
此外,与华大基因过去面临的问题一样,国内基因测序企业在基因检测技术的关键设备上仍依赖进口,没有自主研发生产能力,一旦被上游企业“卡脖子”,仍将缺乏还手之力。
产业环境之忧
在政策环境上,中外基因产业也面临不对称竞争。
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一直在全力推进基因测序产业的配套政策升级,不仅建立了严格的FDA评审制度,还推出了支持实验室自主开发的检测标准,为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保驾护航。
2013年11月19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已为美国的基因测序公司颁发了第一个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仪授权,并授权批准了配套通用试剂的临床应用,为美国的基因测序技术产业化扫清了最大障碍。
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与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展开合作,共同开发人类基因组DNA标准品,还将为整个基因测序产业建立一个风险可控的监管框架。
而在中国,国家监管部门仍对基因测序技术保持谨慎态度。
虽然《“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打响了中国基因测序产业的发令枪,但在具体的配套政策上一直有诸多限制,再加上学界和产业各方对这一新学科新业态争议不断,导致中国基因测序产业发展难成体系。
对此,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有一个形象比喻:基因测序技术与整个产业的关系,就好像飞机和航空业一样,凭借现有技术水平,我们能够制造出飞机,但如果没有机场、飞行员等各个方面的配套,依然不可能飞上天空。
在他看来,当前全球生物科技产业化正在进入大跨步的关键时期,作为一项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有必要将基因产业纳入国家战略,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则可以引入准入许可制度,从多方面加大支持、加强监管,为飞机配齐起飞的整套系统。
汪建认为,新一轮的全球生物科技竞争将高度国际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及海外巨头进一步进军中国,华大基因曾遭遇的各种产业狙击,将会越来越普遍。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将对中国的基因企业快速发展,建立应对国际竞争的实力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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