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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船招商局中,负责航运日常经营的,是徐润、并非盛宣怀。在航运的专业能力上,徐润可算是专家级,而盛宣怀最多只能是粉丝级——他本是作为国资监督者的身份进入该公司,仅仅挂了一个名,工作的主要精力是在湖北开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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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于1877年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无疑是大清帝国改革开放中最大的一次经济“亮剑”,其对于招商局、中国航运界乃至整个经济界的影响,相当深远,对于参与其间的政界、商界人士,亦有着深远的影响。
盛宣怀与徐润,这两位轮船招商局的副总经理(会办)、大清国的著名富豪,都在回忆录中,为此争上了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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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笔修改的《轮船招商局办事始末》底稿中,盛宣怀写道:“(并购旗昌)盛某主其成,而与洋人议价则唐某也,领款付款则徐某也”(夏东元《盛宣怀传》)。
根据这个说法,主导这起并购案的是盛宣怀,唐廷枢仅仅负责与美国人具体谈价,而徐润的角色似乎更像是一个出纳。
在盛宣怀后人所著的《盛宣怀行述》中,对此有更为详尽的描写:“轮船招商局历办已经五年,艰苦支撑,商股、官款两皆渐裕。旗昌公司久因争跌亏耗,阴欲退让,一言轻发,为府君(盛宣怀)所持,遂倡归并旗昌之议。”这是说盛宣怀最先了解到旗昌公司要出售的消息,并最先倡导并购旗昌公司。
但是,徐润在自编《年谱》中却写道:“光绪二年冬,旗昌轮船公司经理人更调,股票落价每值五十六两,揽载生意又极疲滞,有瑞生洋行(Buchheister, Schmidt & Co.)卜加士速(J. J. Buchheister)来云,旗昌轮船公司有概可图,全盘让出,约银二百五六十万两,数日之内必须定见。”
按照徐润的说法,是他,而非盛宣怀,首先得知旗昌公司要出售的消息。徐润的说法,无疑更有说服力。毕竟,他早年是“宝顺洋行”(Dent & Co)的买办,对旗昌轮船公司及其母公司旗昌洋行(Russell & Co.)十分熟悉,至少比盛宣怀有更多的沟通管道;同时,也因为此时的盛宣怀,并未身处上海,没有“作案”时间。
徐润写道:“适唐景翁(唐廷枢)在福州、盛杏翁(盛宣怀)赴湖北武穴,无可与商,乃与司友严芝楣二人通宵算计。”这是准确的,有许多史料可以佐证,彼时唐廷枢和盛宣怀都不在上海,徐润实际上在看家。倘或此时上海市场由风吹草动,他必定是第一个得知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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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行述》继续说:“旗昌成本号三百万两,迭与核实磋减,卒以二百二十拾万两呈交。” 上下文连贯起来,这无疑是在说明盛宣怀主持了与旗昌的谈判,并将价格从300万两砍到了220万两。但是,这句话的措辞却极为模糊,甚至在“迭与核实磋减”前省略了最为关键的主语“府君”。
徐润在《年谱》中则说:“旗昌全盘何止仅值二百五六十万,除轮船不计外,即以码头、栈房而论,如金利源、金方束、金永盛,一连三处码头,可泊轮船六、七艘;中栈码头一处,水步最深,可靠外洋大轮;又宁波码头及相联顺泰码头,并天津栈房、码头,长江各埠码头、栈房,均系扼要之区。乃即定议商买。越日还价元二百二十万,午后得复,让至二百二十五万,大有迁就之意。因即加增二万,共计二百二十二万两,两造允可先付定银二万五千两,另给凭信订定,先交银百万,其余分期陆续付解,商定大略。”
在轮船招商局中,负责航运日常经营的,是徐润、并非盛宣怀。在航运的专业能力上,徐润可算是专家级,而盛宣怀最多只能是粉丝级——他本是作为国资监督者的身份进入该公司,仅仅挂了一个名,工作的主要精力是在湖北开矿等。
而唐廷枢作为一把手(“总办”),更多的精力被牵扯到融资、政府公关等宏观上。若需要在在仓促之间,对旗昌轮船公司的市价进行迅速权衡与判断,只能是徐润。其实,《盛宣怀行述》对此言辞模糊,也说明盛家在记录此一细节时底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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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行述》记载:“文忠(李鸿章)以费巨难筹,使府君(盛宣怀)就商于江都沈文肃公(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府君(盛宣怀)驰赴金陵,沥陈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苟囿于狭小,他日决不足与各国商轮竞,是归并旗昌,厚我势力,实为此局生死存亡之一大关键,言之累日不已。文肃(沈葆桢)鉴府君(盛宣怀)诚知必集事,且深知此举为要图,慨允奏拨公款百万金,以济不足。”
这是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说服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为这起并购案投资。
徐润的自编《年谱》则记载道:“然事后追维,未免出于冒昧,为功则在众友,为过则一己独承戆大(上海话,冤大头)之事,此其一也。然彼时电线(电报)未通,乃专人至福州促唐景翁(唐廷枢)返沪,余即持二万五千之定单,赴武穴就商杏翁(盛宣怀),并将此事如何匆迫,复述一通。承杏翁(盛宣怀)赞许大有识见,乃同回南京。”所谓“同回南京”,是要说服沈葆桢来投资。
按照徐润的说法,正是他先斩后奏,而后再去通知唐廷枢从福州返回,而自己却亲自去了湖北武穴找盛宣怀。问题是,在轮船招商局中,唐廷枢才是老大,而盛宣怀的排名是最后的,为什么徐润倒是亲自去见盛宣怀商量,而不是同样派人去请?
(未完待续)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文章系《权商盛宣怀》第32章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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