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深层改革，预见未来方向——
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谈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的体制难改？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新一届政府不断发出改革的信号，对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有切身的意义。
周其仁教授曾亲身站在改革第一线，是推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的前锋，他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2014年4月24日，天翼图书第33届管理论坛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周其仁教授携带他的新书《改革的逻辑》做客上海虹桥万豪酒店，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同时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来自全国范围内近500位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亲临现场，与周其仁教授一起共话改革的逻辑，共同成为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伟大改革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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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周其仁教授演讲全文：
改革首先是有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改这么长时间？问题哪来的呢？是吴敬琏老师他那个选题，我们都去开那个会。吴老师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1978年，当时就冒出个问题，计划经济在中国搞了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开始，但是事实上受到大跃进冲击，1953年开始计划经济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冲击，真正上轨道是61年之后。到78年之后，满打满算，60年到78年不到20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形成一个体制没花那么长时间，改一个体制，时间比他长。而且不是一般的没改完，留下很大一块没改完。所以想要这次发动一次深化改革，这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改？这个问题就这么来的。就按照这个思路，就把这些年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的困难集成一本书中心题目叫《改革的逻辑》。
我先回答一下，怎么认识改革的难度，跟我们早期采取策略是有关系的。中国的改革是不行了才要改革，国民经济崩溃边缘，思想才高度统一起来。那时候中国改革的领导人，差不多是高龄，邓小平复出是73岁。高龄领导人改革，他有一个特点，他觉得时间特别紧迫，你想时间紧迫，国民经济又是崩溃的边缘，我们又是多年思想封闭，很多重大问题没有一次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要改革，时间又很紧，所以就容易采取，当时摸着石头过河。哪件事情有力治了，我们就改一把，哪些事情有较大极力就先搁一搁。基本这个策略。这个策略让中国改革起步阶段，头十来年，或者头20年确实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谁也没想到中国这么快把吃饭问题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因为现在想起来是过去多少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这个成功背后也带来麻烦，有些难的问题往后放，更大的麻烦是，已经改的领域的成功会帮助掩盖没有改革的部分。因为经济起来了，温饱问题解决了，城市放开了。首先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包括普遍老百姓在世界市场的购买力，这都是让人看得见的。你看得见的东西，到底是因为改的有这样的结果？还是像一些理论家概括的，是因为我们一些东西没改才有这样的结果？在认识上就更难取得进步。关于中国模式讨论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话，所谓的深层次改革，就一再往后放。这大概是对这个问题基本的分析。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在吴老师的发现，很难改。别改了行不行？既然那么难，中国人干吗老给自己出难题？解决不了的事，老放在那里说，弄得大家挺焦虑，不改行不行？你把这个问题想透？讨论来讨论去觉得不改不行，第一我们已经改的东西，虽然成就很伟大。但是很像一建筑，搞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地方顶还没封呢，看着很雄伟，时间拖下去，最后会很难看的。犹豫不改革掩盖的矛盾等他爆发的时候，你再想改，来不及。
第二条，中国由于改革持续非常长，人口统计学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现在改革前的很多事还是历历在目，因为我们下过乡。对当时农村的贫困，两亿多人吃不饱饭，我当时从上海去北大荒下乡，要坐四个白天三个晚上的火车，方方面面过后，我们这些人还有参照性，老觉得挺不错。年轻一代人的参照性不一样，八零后九零后，他一来这个世界就没看到过过去的一幕，他的参照性是在信息开放的情况下形成的。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应该什么样的，更合理是什么样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如果你拿老的参照性，你可能适应不了新一代检验要求。人口统计学就很厉害，现在你去看主导的人口，主导的工作人口年龄，主导消费者年龄，主导发表意见的年龄。你没有办法不把这个国家改革跟这些人的要求期望相一致，你现在没麻烦，将来也会有麻烦。这是第二个道理不改不行。
最后一个道理不改不成，你是半拉子工程，跟对国家的预期，天天出事情。这次中纪委反腐，我们看多了就不觉得，就希望再来个大的，有刺激性，其实很小的看看就很离谱了。一个公务员一个部长，一查出来就是几千万，民间好多传言的数就更大，普通人得花多少年？差多少倍？开玩笑。而且你仔细看这些大案，我的印象他们好像没费什么劲？不是像我们看好莱坞电影，抢个银行还得惊心动魄。他们就天天上班就完了，他天天在工作，就闹出大案来了，这表明我们这个体制，有些恐窟窿已经很不小了。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第一，全球一枝独秀。但我们对社会的另一些方面，心里真叫不踏实。
你看发生这些事，我们对社会的一些方面，心里真叫不踏实。城管跟老百姓的冲突，可以出人命。他维持秩序是为大家维持秩序，怎么会动不动就出状况？而且最近还在出，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有些环节，你要不引起注意，不加补救开玩笑，你经济总量再大也没用？
一个社会只要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就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踏实。你会觉得社会的某个部位是有病的，不是健康的，它不应该到了这个发展阶段还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不加快改革，一个半拉子工程，碰上问题后，再加上是年轻人主导的社会，（跟过去的）参照性不能解释，这个社会岂不是越来越紧张？岂不是可能出现其他变化？所以不改不行。这个问题很难，改很长时间还是个半拉子工程。但是你不改你要放弃？我们可能已有的成就，取得的成就都很难维持。所以所谓改革的逻辑，认识上，就是这么几条。
我就找几个领域讲讲，什么叫半拉子工程，什么叫改很难改？什么叫不改不行？中国的农村改革是最早发生的。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没有部署农村改革，部署的是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根据四川的改革经验，写进去。农村当时决策认为是休养生息，整个过去几十年农民压的负担太重太苦，所以动用外汇，进口了一部分粮食，减少了在农村的增购，适度提高了收购粮食价格。安徽、贵州、内蒙一些遭灾最严重的地区，率先从底层开始。开始是不可以讲出来的，因为讲出来跟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跟社会认为应该的组织形式是背离的。18户农民小岗签的条约就是谁也不能对外说。签了之后，队长要负责任，如果队长出问题，18户人家轮流给他送饭，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说，万一处治很严重，有什么不测，共同抚养队长家的后代。这个东西现在放到历史博物馆陈列，可以看到当时的体制情况。饿成这样了，体制没有弹性做变化，要让农民负这么大的风险，签了三条要干吗？不是桃园三结义而是要种地，可见当时的情况。
我们有一套自上而下的，认为绝对正确的社会主义的一套东西，你稍微跟他不一样就不行。所以改革最后从那个地方发生，饿得不行，总不能这样下去。秘密包场，之后打粮食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多劳多得。如果可以一起混，多干少干一样，最后大家都不干了。粮食一打，就考验我们的上层建筑，认还是不认？这时候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想法、实事求是，这个东西的威力。要没这条，中央怎么表态？肯定不肯定？承认不承认？妥协不妥协？但是由于有了这一条叫实事求是。思想出现变化，现在安徽所在地的县委书记出来了，那个书记叫陈庭元，陈庭元最后拿出来的说辞说，我们县里也没有救济粮了，你就让他搞吧，就两个队。我们这个体制很有意思，一批人专门管方向的，一批人专门管打粮的。打粮的人说可以，但是管方向的疑虑重重，因为过去有教训，支持了这些事，处分，开除党籍，过去发生过。吵吵最后有个地方大员，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他从来没搞过农村工作，他要从头搞，一直在城市，一到农村看，农民怎么这么穷。当然北京市也有农民，北京市农民好很多。因为它首都，各种各样的优惠建设资金总比别的地方多。一到安徽，万里很受吃惊，所以包产到户，农民打了粮食吃饱饭，他表态非常坚决，支持。可是支持没有理论。万里也没有理论，但是万里有一条，说共产党讲群众路线，省委常委全部拉到小岗，一共18户人家访问，看群众赞成不赞成，万里最后拉出一条党的群众路线，多数人赞成。这才算报下去，这才算没有回头，消息走漏也没有打下去。
然后开始到北京，北京同意不同意？这种问题高难度，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包袱。先看一看，然后寻找突破口，最后突破口说落后地区可以，中国每一步都不容易，说深山老林，单门独户，深山老林有个农民就一家？说深山老林单门独户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要搞包产到户也可以允许。中国的每一步都不容易，很多地方行不行呢？吵，底下在试验，上层在争论。
因为搞了26年的人民公社，2.5亿种地人吃不饱饭。所以最后就叫做，开始说叫并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效果越来越明显，认识越来越统一。82年发第一个文件，开始承认，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不太相信，说你过去政策经常变，第二年再搞重新不变，第三年再搞，第四年再搞，连续搞了五年。这就是我当年经历过看到过的过程。
所以什么叫中国改革呢？底下永远有人会试验会试探，要寻找释放生产，不一定有理论也不一定想整个过程怎样。只要有过不去的坎儿，总有人想办法越过去，但是这仅仅是改革的一小部分，改革要真正变成制度变迁要有另外一部分。能不能得到承认？合法不合法？你不合法，这个体制预期就不稳定。所以早年农村改革，就是底层让他冒，冒出来的东西不要马上下结论，看一看试一试，行得通再纳入到国家政策法律的范畴里去。
然后你看中国农业，这么说改革挺好吗？你仔细到农村看发现，还是半拉子工程。为什么半拉子工程呢？承包，好，长期不变好，写进文件，十年、十五年，三十年。最后一直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久不变。外国记者当时问温家宝，什么叫长久不变？温家宝当时的回答是，长久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联产承包，他做决定，拉到长久不变，中间还有转让权，你去打工可以把土地转出去。但是你到底下看，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农村人口一直在变化，家庭之间，有的家庭女儿嫁出去了，有家庭儿子娶回来媳妇儿。有的家老人过世了，包产到户按人口分的地，过几年家庭之间就不均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调还是不调？不调按照集体制原则不公平。当年他分一分地，不就是因为他是成员分一分地吗？现在他们家的成员多了。可是你如果调整你有什么长期不变？这块地今天我种，我施了肥，明天我就调走，我干嘛要好好施肥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是没想到改革改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机动田用完了，后来想办法，不调田调任务。人口多的任务减一点，人口少的任务加一点就平了。可是过几年国家任务取消了，农村现在没有给国家上交任何义务，现在变成补贴了。动帐不动地办法也不行，很多地方重新又要求调地。一调地还能长期不变吗？这个问题多数城里人不理解。
在山东一万亩土地包下来，公司化的管理，带动当地农民生产，向城市市场提供蓝莓。城里的大经理一下乡发现，这个地方跟城里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你们家邻居人口变动，就可能动你们家的地。所以你签一个和约说50年不变，70年不变，你想投资，遇到过两年可能来调地的压力，这中国特有问题。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哪有这种事？哪有说你们家生了孩子，分邻居家的地？苏联集体农庄，有一个俄罗斯原型叫村舍，他土地有的是，所以什么叫村舍？有劳动力就来领去种，去世就送回来。土地公有，我们从那里学来的，一学来就变成我们体制元素了。因为改革是集体所有制留着，但是把经营权转给农户，这下就卡住了。这个事情到今天很多农村没有解决。
1988年在贵州湄潭做了试验，当时胡锦涛在贵州当省委书记，就发动各地报一些改革试验项目，当时贵州湄潭就拿这个项目立项，就是家庭之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让人口向耕地以外的方向输出。湄潭有几十万亩荒山、草原。所以家里人口多了，耕地不够，好，我给你点贴息贷款，给你点培训、扶持，开发山，这个事业坚持到底。2010年我回去一趟，到现在25年，坚持做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少地。剩下靠劳动力流动，靠进城打工，来解决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衡。这个经验也写进了后来的中央文件，直到写进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法律都写了怎么可以不用？我们还有别的法，我们有村民自治法，村民都同意调地，还是得调。还是在调，今天的问题，就不是仅仅用不用农家肥，是不是认真对土地负责很重要及现在是大量农民出来，这个土地农不能转手。很多人愿意投资农业，但是一进农村就发现，和约关系不牢靠，后面的权利界定不清楚。是包产到户长期不变，但是有一些地方定期要调地，一调地就麻烦了，我同意把这块地转让给你，你也有这个公司计划好好用这块地，明年后年我们家邻居孩子多了，找你。那这个东西，契约的严肃性，契约带来人们的期望投资信心就麻烦了，再往下看，农业现代化就麻烦了。所以我说农村改革是最早改的，但是还有一些深层问题没有解决。更大没有解决的是农村的地一旦转过来被城市用，这个体制没有解决。
我们87年搞了一次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外资来了，外资来了落地，一落地人家就问这块地什么意思，都是国家单位，国家的地。一支笔一批就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写在法律里。《宪法》、《土地法》、《刑法》当时就拦住了，其实外资已经来了，最后紧急开始调研。就加了一句话，原来法律照抄不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后面加一句话“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际上跟谁学的呢？跟香港学的，香港割给英国，怎么用呢？就叫批租？英国很多皇家一批批出来999年，我当时去问，我说英国皇家怎么发明这个办法？后来发现是两全其美，因为他也有祖宗看着他，你把祖宗的地卖了怎么交代？可是他又缺钱，所有权不卖，使用权给你999年，你批一个价，竞争形成一个价。我们到香港看这个挺好，所有权可以不动，使用权可以。香港的回归问题，所以他的土地批租期越来越短了，不像英国本土批成990年，300年，都是六七十年。我们着急解决这个问题，就把这个信号带来了。我们提出50年，一律50年，当时国务院总理还问了一句，太短了。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土地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急急忙忙就说，你依法可以转让，写这句话的时候，依法那个法是没有的。法还没起草，真正转让法是90年起草的。包括两种土地。但是依法转让法出来的时候，只有国有土地可以转让。城镇国有土地转让，我们把土地就批租拍卖。深圳第一锤，上海第二锤。你可以把未来收益权转让，换现金搞基础设施。这对中国发展作用，不要因为今天大家批评土地财政，完全抹杀。但是带来一个问题，只有政府的地才可以。
什么叫城市呢？过去很小的，无论北京上海，都是很小的，一发展一工业化，一扩大就占农村的地。城市扩大占那块地怎么占呢？宪法里虽然写了，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土地，但是宪法土地法，都没有给农业土地开辟一条道路。农民的地用来搞建筑可以，你是农村的孩子结婚了要盖房，批一块宅基地。你办乡镇企业，批一块地盖产房。但是这种地，不准向农民以外的人口转手。城市扩大怎么扩大？全部由地方政府去征用。当时财政很弱，早年明文规定，就是补多少钱，这块地补人家多少钱，三年平均收益不超过20倍。种玉米一年800块，一年1万6就拿走了，而且是不超过20倍，最低给人多少不知道。所以不要怪地方政府夺农民的地。过去粮食不也是一钱一斤收人家几十年吗？粮食来了，城里人才能发低工资，低工资才能有高利润，才能搞两弹一星，土地也这个原则。对不起，我想扩大，在改革开放前，国家财力有限项目有限，占地很少。土地财政一打开以后，这是巨大的发动机，可以通过市场标价卖，这等于上课，中国地方政府全部归土地金融土地财政，都是培训合格的，他就那么上去了。这一干以后，土地市场在发展。但是农村这块问题，你不超过原用图20倍拿走一块地。你拍出来的是几十倍几百倍的价，这个事情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系统性的失衡。什么失衡呢？农民看来看去看懂了，他现在看，你拿去拍，这就是我们家的地，怎么会卖那么多钱？农民一懂要价就高了，农民自己下手开发，就小产权房。你不盖房子卖，我也盖，你看冒出来多少小产权房。动不动就拿一个什么什么要把自己点了，一个房子一个地。正面讲都是为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城市化不扩大，农民怎么进城？可是改的半半拉拉的体制？这是我们说的半拉子工程不改不行。财政也就10万亿，而且由于当年为了鼓励地方发展，大部分的地方政府，不像我们的增值税其他税大量到中央去。这么一干政府和农民之间特别是明白过来的农民，抵触情绪就越来越大，这个事情就给我们埋下了高度繁荣的外观下，埋下社会问题。这是我讲到改到半拉子不改不行的问题，为什么政府的地可以转让，农民的地不能转让呢？政府通过税收获得发展基金呢？为什么修地铁可以用一百年的项目，一定要块地做筹资呢？不完全用我们这一门办法啊。可是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拿地，套钱，然后就是扩张，很难遏制住的。
这个事情，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解了，农民也是活生生的，农村也是有党组织的，也有经济组织、政府机构的，他跟你是承诺配套的。我们很多地方的小产权房，你看北京部里发文说的跟真的似的，打击打击，为什么打击小产权房这么多年还有那么多？打不动？有个道理，道理背后有个利益平衡。这个现在，我的看法，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好大文章。农民土地到底怎么样？总要审慎把这个问题开出来。包括房屋可以流转。农民有房有地，为什么借不到钱？正规金融就有个抵押物，我们的农民没有抵押物。明明有房有地，但是法律上不让他流转，不形成市场，谁敢让他押？对不对？（导致）现在农村高利贷利率非常高。这是农村的，一块地里很多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早部署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进来了，港资进来了。你看那时候就发动改造，改造今天怎么样？你看成就很清楚。就朱镕基那一波97年98年开始发动，大概到2002年前后，后来发现如果有部分国企，不给他改了，你是拖不我了的，所以资不抵债的，特别是县以下企业，通过那波改革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国营企业改革是不是任务完成了呢？没有完成。盈利的企业还要不要改？最后改成了创办者重要工作人员，引进民资，保留科学院的股权，成了全球化公司，联想计算机总部在纽约已经不在大陆本土了，控股部分还在中国。当年改出来是很不容易的，规范分红权，再把分红权改成股权，个人的要求不能离谱，实际上他们最后得到的股权，在我看来低于他们实际的，最后可以接受，财政部也批了，今天非常成功。因为当年被大亚湾金融套住，财政银行的钱都没有余地，怎么发展？最后就搞了TCL型合约，市政府跟管理层签约，规定一个利润部分，超过利润部分拿出百分之多少给你们管理人员。最后TCL上市的时候，一共68位管理人员是股东。面向未来，你要给市政府创造利润，你有贡献，你对资本形成有贡献。但是多数国企，只要当时不是亏损的，就没有改善。这个在思想界，当年刮旋风，因为一改，国有企业怎么定价，流失？谈一下交易？国有企业改制度当中的腐败？这些问题切实存在。可是你不改，你去看？资源占这么多，我们信贷大部分给国企，但你看国企利润，现在统计数据做出来了，跟民企比不能比。中石油那是资源很多在你手里，基础的牌不发给别人。这些因素都得算进去。
何况你去看我们很多大型国企超大国企，包括中移动中石油，目前披露出来的就已经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名义上是全国人民，实际上权利根本不在全国人民手里，也不在国家手里，就在几个特权人手里，会变成这个社会上的不公。所以国企亏损的改革，应该说改出一些经验来。但是盈利国企是不是要改了？你可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我们国企很多人有能耐，是有判断力里。我们最近在上海访问一些，全世界的港口机械都是我们上海一家国企造的，我们的洋山港的管理，全球第一大港，这是做出来的成就。
但是你仔细进去问，里头还有潜力吗？还有巨大潜力，有些潜力是体制限制住的。我们的国企要公务员管理，出国要公示，怎么会有商业秘密？怎么会有出其不意？像公务员，到点就退出。邓小平重新复出73岁，怎么不能做决定的呢？人跟人差别很大的。他不是公务员，分开处理行不行？还有个人持股问题。这么重大的资产，这么重大的投资决定，光领一个薪水，对称吗？股东们，投资者们放心吗？这是市场逻辑。我们还有官场逻辑，跟这个级别干部相比，你比同级别干部已经待遇不错了。
下一步要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开国有企业的盈利机构潜在市场。财税改革93年改的很好，当年中央财政已经岌岌可危，通过那一波改革，财政推进一大步。你说完成了？远远没有完成，今天为止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转移支付分到各个地方去。这个模式有点问题的，因为我们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他有很多功能应该完成的，为什么异地上学变成这么大问题。所以最后他是忠于安徽政府，是安徽政府让他读的书，他忠于县的政府。这些功能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逐步变成国家的，在哪儿念书都是国家财政，将来对国家财政有一个认同感。
我们现在说起来是很多民生，实际上是企业到哪个地方去，地方财政好他标准就高，地方财政差标准就低，再一流动，上海九年级以前念书的一大半都是外地的，海年年盖学校不够，这里投入的财政如果改革不跟上去，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都很难解决。社保不可携带，比如北大完全是单位所有制的社保，目前没有跟北京的打通，流动性就非常差，要解放流动性就非常麻烦。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就涉及到很深的利益调整。
再看我们对外开放，成就非常大，但是怎么看还是人家来得多，我们去的少。这两天我们都在访问上海，真正像华尔街、法兰克福、香港这样的市场，严格来说我们这里差许多。当然人民币向下是否放开？放开到什么程度？汇率改革都有关系。但是这些指标你去看，你要有跟全球第二大相适应的金融地位，现在大家寄希望于上海自贸区，要把一些全国实行法律暂时在这里停止，这里试行另外一套，看看能不能冲出一条路，这都说明改到一半不改下去，麻烦是非常大的。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改，也在很多方面做了变化，但是总得说，离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距离还是蛮远的。一方面还有很多干部，现在从风气抓起，你说短期是抓起来，但是官场风气已经那样，很多人必须那样，如果你不那样，怎么跟其他人共事？大家都那样。你没有制造正常的氛围，好人也变成坏人。去行政化，我在大学工作，这些年，我看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像学校了。讲级别？你要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一起看一遍，真是难为情。什么时候有过这种风气？不完全是因为没有钱没有楼，今天大学拥有的资源比过去好得多。可是你看做学问的风气，追求真理的风气，探索风气科学风气是倒退的。很多人比级别。你要不改，你怎么交代？
30年前说国家没钱，今天中国的大学可不能说没钱。当然钱还是不够多，但是第一位的恐怕不是钱，第一位的是你这个体制。你能不能有适合于大学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改不改这个官本位？改不改这个行政？控制一切？最近去新加坡开会很受触动，他们的教育部，两千多人，我说你们官员派的不少，他告诉我们他们官员特点，除了教务部部长和常务秘书这两个是政治官，总司司长以下全部是老师，你没教过书没当过教导主任没当过小学校长，不会到教育部工作。还有一个文化，教育部干五年，回去当老师。他们是研究怎么培养一批，真正懂中国的人。十年了，每年是每一个学生配四万新加坡币，精心组织设计课程，怎么样培养一批人从小开始真正懂中国，不是浮皮潦草，这是他们国家战略，谁去贯彻呢？我就看他们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真是很专业。因为他制度决定，就是这么轮的。
反观我们很多告诉你怎么教书的人，自己从来没教过书，他就在那发文件开会，他教你怎么开会，怎么做研究，这能搞上去？你这种东西不改，教育是你潜在的生产力（就释放不出来），最后竞争是要靠知识去竞争的。现在是知识生产体系的创新。所以你得有体制机制跟它配合。所以你先从哪个领域看？改革有巨大成就，但是半拉子工程一关键部位没有改掉，如果不通过改革，进一步把这个体制架构形成完善，我们已有的成果很难保持，没结果的麻烦会往上冒。没有解决新一代人对自己国家的要求标准。所以改革30年以后，还要发动一波叫深化改革，要把过去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重要领域关键环节争取突破。我的看法过去的经验，也可能对这场大战有帮助。后来有句，顶层设计跟摸石头过河结合。这句话讲得好，不要认为所有改革都是在高层设计出来的，设计要有信息，要在社会底层认真看。有问题总有人难受，他只要难受，他就会想办法。中国社会天天在进行各种探索，过去的观念里甚至认为错的，不合法的，坏的或者有问题，怎么吸纳进来？实际上逐步合法，这个过程中，观念交锋观念讨论观念修订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心目当中改革的架构始终两层，一层就是第一线，他也做很多尽可能探索。但是这种在很多底层发生的变革，能不能系统集中起来？能不能被合法化的承认，能不能把他变得更加规范和完善。取决于上层建筑。所以在争议上有时候，我们把一些经验，一些读的书，做一些讨论。可能对这个有些帮助。最后是要上下互动上下结合形成一个更现代化国家的，比较理想的体制。
（本文是天翼图书第33届管理论坛上周其仁教授的演讲，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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