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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 图片来源：搜狐财经 |
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在这一年投身商海，用创业的方式践行他们的改革梦想。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身体力行。2014年6月21日，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邀请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再度对中国改革做最大胆建言。
在主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的分论坛上，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认为，创新和创业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成为发达经济的关键因素，而一个国家、地区的创新和创业能力最终将由其人口、人才所决定。
他以老龄化非常严重的日本作为反面教材，讲述了年轻比例越高、创业比例就越旺盛的观点。日本现在排在前十位的高科技企业，都是三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由当时的年轻企业家所创造，然而最近二三十年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内并没有涌现出新一代的企业家领袖。与此同时，曾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高科技企业也普遍日薄西山，这是因为日本公司里面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少，结果核心职位都被老年人所占据，导致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缺乏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动力。
中国现在的老龄化进程正好跟日本差了20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继续维持目前的低生育率，那么日本在1990年代发生的事很可能在今后5-10年里重现于中国。除此之外，人口减少还可能带来其他负担，包括养老负担加速、产业积极要素减少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关系到创业的年轻人口结构。
梁建章还认为，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未来能否在与其他主体的竞争中获胜，希望就在于能否培养更多的人才。中国正好利用当前国力在人口资源方面进行更大的投入，所以，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推出鼓励生育政策。
以下是文字实录：
梁建章：非常高兴有机会接受莫干山论坛搜狐财经夏季峰会的邀请，来到这里发表我的观点。在我看来，创新和创业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成为发达经济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一个令我非常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前几年我曾专门学习经济学专业并进行经济学分析研究，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研究成果。
创新和创业是中国经济走向发达的关键因素
在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人口、人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地区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关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我一直希望推动中国人口政策的改革，也得到了很多学术界、媒体界的支持。包括在去年，茅于轼教授和在座很多经济学家都从政府决策改革的角度发表了呼吁，这也是经济学家在人口政策领域内首次集体发声。
接下来我讲一下经济学家分析人口问题的思路。首先，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哪些要素？其中可能包括风险投资、创新投资，产品投资等等，但有一个要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人口发展因素，尤其是人口的数量规模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比如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同时也具有非常理想的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确保年轻人口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都具有优势。正因为如此，美国近年来最成功的公司基本上是过去20、30年前创办的，而且是由当时非常年轻的企业家创办的。包括很多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新技术，往往都是由年轻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国，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普遍非常年轻，并且在一批非常有创造力的年轻企业家的领导之下。
但这只是目前的情况，而未来的发展态势，实际上就取决于中国的人口结构，所以要求经济学家们必须将视线转移到人口问题上。中国自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后，总生育率迅速下降到3以下，到80年代末开始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每对夫妻生育不到2个孩子。至于现在，这个生育率数据已经下降到1.3左右。当然，如果只看人口总量，中国的人口规模似乎还在持续上升，但这并不代表新生儿太多，而是人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的结果，导致人口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但与此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据总人口的比例却在持续下降，也就是典型的老龄化现象。
老人占据更多高职位 社会越缺乏颠覆性创业和创新能力
老龄化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我们今天着重于说明这对创业人口所产生的影响。从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图来看，30-40岁的年龄段暂时还占据了比较高的比例，而10-20岁则呈现出持续减少的趋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生育年龄内的人口数会越来越少。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严重不足，未来很多工作岗位只能被交给50岁甚至更高龄的劳动者，进而影响到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以及整个国家的创业动力。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拿日本作为参照物。日本在1980年代发展得非常快，然而到了1990年代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突然停止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的生育率在二战之后快速下降，从而逐渐埋下了老龄化社会的隐患，并且从1990年代开始发作。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日本经济跟美国经济的差别，包括微软、苹果、谷歌在内的高科技企业，都是过去二三十年里由美国的年轻企业家创立的。相比之下，日本现在排在前十位的高科技企业，却都是成立于三十年前甚至于上百年前。当时这些企业的创立者大多也是年轻人，但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日本没有涌现出新一代的领袖级企业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生育率同样处于低位的韩国。
那么日本为什么缺乏年轻的企业家？道理不难理解，因为随着老年人口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的高比例，导致日本公司内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则越来越少，尤其是最关键的职位几乎都被老年人所占据。对于那些在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日本职员来说，他们进入公司之后的职位晋升非常慢，在企业里的话语权很小，而在企业里所获得的历练也很有限。以这样的资历以及能接触到的资源而言，导致日本的年轻人既难以承担推动公司创新的重任，同时也担不起个人创业的野心和责任。
无论在美国、英国、法国还是中国，创业的主力人群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然而在日本，30岁人群的创业能力甚至还不如50岁的老人们，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绝对数量较少，另一方面也因为年轻人周围存在着很多老人，当老人占据更多高职位并且形成论资排辈的传统时，整个日本社会都会缺乏具有颠覆性的创业和创新能力。包括在日本之外，也存在着同样的趋势，那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各个国家、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会发现年轻比例越高的地方，创业指数也就处于更高的位置，进而带动更加旺盛的创新活动。
中国现在的老龄化进程正好跟日本差了20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继续维持目前的低生育率，那么日本在1990年代发生的事很可能在今后5-10年里重现于中国。除此之外，人口减少还可能带来其他危害，包括养老负担加速、产业积极要素减少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会影响到创业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结构。
中国有必要 也有能力推出鼓励生育政策
站在政府的角度，有时候会认为人口减少有很多好处，比如资源消耗的降低，以及缓解城市的拥挤状况。但如果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以上认识根本站不住脚。对于中国、韩国等人口非常稠密的东亚国家来说，的确面临重要的资源问题。但是在巴西、拉美甚至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要少得多，同时也拥有很丰富的资源，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创新创业能力的缺失。实际上，关键问题并非人口数量的绝对值，而在于政府规划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
包括很多政府人士在内，大家可能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现有危机的严重性。如果我问大家打算生几个小孩，相信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1到2个，实际上这远远不够。在美国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生三个小孩是理想情况，而实际上只有40%的家庭愿意生3个，30%的家庭愿意生2个小孩，20%的妇女因为工作关系只生1个小孩，另外至少还有10%存在不婚不孕的情况。所以即便在主流夫妻大部分生育3个小孩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8左右。
在中国，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生育1到2个小孩最理想，而实际上的生育率则低得非常可怕。比如在中国政府逐步放开生育限制之前，北京的生育率只有0.7左右，也就是意味着下一代人口总数只有上一代的1/3左右。即便现在放开了生育的限制，北京的生育率估计最多也就恢复到1.0左右。当然，如果与北京、上海等生育率超低的城市相比，中国其它城市的情况可能暂时还没有这么严重，但也已经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如果进行一下横向比较，会发现凡是受东方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其生育率普遍较低。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中国大陆完全放开生育限制甚至转而鼓励生育，整个国家的生育率在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也会处于低位。至于目前仍然保留的限制生育政策，则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所以说，当政府还在讨论要不要放二胎以及该不该完全放开二胎的问题时，如今的当务之急其实是应该讨论是否完全取消生育限制，甚至进一步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今天的会议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到了投资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但其实在人口资源的问题上，中国却存在着投资不足、产能不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投资，是政府对一个人的投资，当然包括对教育的投资，在这方面，政府作出再多努力都不为过。至于产能，则是指生产小孩的能力，生育率下降构成了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产能不足，实际上也会危害到未来的人才需求和消费需求。
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未来能否在与其他主体的竞争中获胜，希望就在于能否培养更多的人才。中国应当利用当前的强盛国力，在人口资源方面进行更大的投入，更具体地说，就是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推出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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