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巨变,生活突然变得丰富,过多选择的可能性,又令人的生活失去了固有的根基。
石一枫
以前谈及“官场题材”时,我曾经有一个也许对于其他作家不甚公允的说法:大多数人写的都是“官场小说”,而王跃文的则是“官场文学”。从分类上来说,“小说”固然属于“文学”,但从精神上来说,又未见得每部小说都能达到“文学”的高度。当大量的作家都痴迷于揭秘、猎奇甚至是宣扬某种“成功指南”的时候,王跃文却在深入挖掘着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复杂性。无论是当年争议极大的《国画》还是后来的《苍黄》,他所刻画的形象大多是文人做官,而这样的格局天生具有了基于知识分子立场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
而王跃文的新作《爱历元年》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无疑相当另类。作为官场题材的高手,他拿出了一部“婚姻小说”或“爱情小说”。比起以往作品中的男人之间的争斗和狡诈,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从容而舒缓:一对八十年代的小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恋爱、结婚,顺理成章地人往高处走,又顺理成章地各自面临着新的情感纠葛,乃至于分头出轨……当他们的婚姻陷入巨大困境的时候,才蓦然回首地想起当年两情相悦时为自己命名的“爱历元年”。在这部一代人“爱情的史诗”中,王跃文不动声色地为读者揭示了某种“选择的困境”:两个人都认为对方是珍贵的,是因为在贫乏的生活中,他们并没有更多的情感选择,而当社会巨变,生活突然变得丰富,过多选择的可能性,又令人的生活失去了固有的根基。
从这个角度解读,女作家程青发表在《当代》杂志的长篇小说《天使》,可以被视为一部揭示另一种“选择困境”的作品。女主人公简菊美貌过人,离经叛道,很小就辍学离家,混迹在形形色色的男人中间:富商、媒体人、骗子……她的选择不可谓不多,但也正因为太多,别人看来通向浮华生活的绝好机会,在她眼里反倒显得乏味了。过多的选择权力造成了飘忽不定的游移,而简菊的唯一一次主动选择,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决定和一个在生意上穷途末路的男人死守到老,回归到为人妻母的寻常生活中。因为时代的不同,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着远比父辈丰富得多的生活,但恰恰是因为这种“生活大爆炸”,选择反而成为了悬而不决难题。
没有选择时心态坚定,选择过多时人生迷惘,这或许是人类共通的“选择悖论”。而当代中国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在短短十几二十年内经历了两种人生状态的巨变。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无奈同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令中国人的情感形态处在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编辑 董明洁 李二民 夏叶)
作者:石一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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