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至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邹至庄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书籍很多。在本文我向读者介绍的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2014年出版《转折与冲击》(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What We’ve Learned – and Have Still to Learn –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我先介绍书的部分内容，再谈该书对中国发展金融市场的意义。

　　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是经济生产与投资必须的，因为经济活动需要资金。美国2008年金融市场危机以后，经济不景气随之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金融机构欠的债太多以致倒闭而金融市场不能正常运作。在这时候向银行借款的顾客不能偿还借款，银行不能应付大量的提款，挤兑后倒闭。其它的金融机构也会因为投资亏本倒闭，金融市场倒闭是因为金融机构冒了过大的风险去投资。本书的作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起因有三：一是金融市场过度的开放与自由化；二是经济全球化，把金融市场的活动范扩大；三是金融市场发明的新工具，如金融衍生品，使交易的风险增加。

　　书中讨论金融危机是否在市场经济必定会发生，或者是否可能避免；而快要发生时，要用什么政策来挽救。作者接受了“金融不稳定假设”，也就是长期的经济稳定后总有一天自然会倒闭。如果金融危机多年没有发生，在金融市场交易的人便会自满而忽视了积累大量债务的风险。如在美国出现了影子银行增加了大量借贷的风险。

　　作者认为经济学者与决策者忘记了凯恩斯关于市场经济不稳定的理论，这也是六年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他们认为在金融市场交易的新产品会增加市场的稳定与效率，所以尽量推广这种工具的发展和美国与世界的经济自由化，使金融市场回到像1930年代的不稳定。书中说如果亚洲与其它地区的新兴市场也仿效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也会受到同样的风险。

　　不论市场经济的运作是否基本稳定，书中的讨论，对今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有价值的。经济学界一部分相信凯恩斯的理论，它在1930年代解释了美国经济大萧条，认为市场经济基本是不稳定的，因为经济发展让人民富有以后，国家总生产大量增加，而总消费的需求不足以吸收生产总量以至失业人数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繁荣，宏观经济的总需求足够吸收总生产量。部分经济学界人士开始怀疑凯恩斯的理论，并相信了弗里德曼所说，总消费与总生产量是成正比。当总生产大量增加以后，总消费足够吸收国家生产的货物，不致失业人数过多，需要政府增加支出来挽救。弗里德曼还说，193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货币政策错误，如果合时增加货币供应，大萧条便不会发生。

　　我们讨论避免金融市场不稳定和挽救经济不景气的政策，无须判断市场经济基本是否稳定，或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理论谁是对的。对避免金融危机与发生后的对策，经济学界大致有共同的观点，只是比较保守的主将多用货币政策，少用财政政策。中国今后金融市场的改革可以从本书中取得教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市场的建立；第二是金融危机与经济不景气发生后的对策。

　　进行金融市场改革时，不能容许新的金融工具被用来作大量冒险投资。同时应注意整个经济的债务，不能让它大量增加。如果债务太多，一些银行与其他投资机构会倒闭，金融危机与经济不景气便会发生。美国的总债务，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于个人，共60万亿美元，与17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是3.53倍。根据渣打银行的统计，在2014年中国总债务（连地方政府的在内）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1倍。但是在2009年两者是相等的，所以中国总债务在近5年来增加得很快，我们应当留意。

　　关于经济不景气的对策，中国政府经验相当丰富。中国人民银行施行货币政策，控制利率与货币供应来调整宏观经济的活动；关于财政政策，政府也会在必要时出手，如在2008年，增加了政府支出以应付经济不景气，这是我们可以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