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高西庆在2014财经三亚国际论坛上大谈混合经济，他说：“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混合经济，其实之前已经有了混合所有制，不管是公司制、民营，还是发股票也罢，还是外国企业进来做合资也罢，我们在对外资的态度上，我们叫所谓超国民待遇，就是比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还要更多地优惠。”
以下是发言实录：
高西庆：大家下午好！我只是想就我们中国企业出去所面临的一个特定领域里的挑战，说一下我的看法。在目前全世界竞争格局和监管格局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出去的问题。大家知道，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其实在这之前从安然事件开始往这边走，最近的这十年来，全世界整体的政府监管的钟摆，和民众对于政府、对于投资、对于有钱人、对于资本家的看法的整个改变，使得我们和改革开放以来过去那几十年中国经济往上走的一场大潮所面临的形势有了非常重大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研究法制史，看了很长时间，就看到尤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全世界监管部门来看，它的钟摆大约是每30到50年有一次大的摇摆，其实我们原来老讲十年经济危机的周期，在监管机制上的摇摆大约得五六十年一次，以前学经济学的人讲康斯拉基(音)，我觉得有点像。最近大家讲皮卡尔迪(音)的资本论，为什么这本学术书能够引起这么大的震动，使得很多知识分子看不懂这本书的人都兴奋，而平均只看到26页就结束了，这本书有698页，为什么会这样？在这种场合下，中国人恰恰在这个时候忽然经济情况有了好转，金融危机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我们出去投资，跟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不一样，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是，从金融危机开始，我们2007年成立不久就碰到了金融危机，那时候大家对以美国为主的经济体不再需要钱的需要，看到了非常重大的转变。刚才不管是秦晓总还是立群兄讲的，我们到国外看到外国的监管机构和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我们不能以一个民族主义的态度看这个问题，它不光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世界范围内的事情。它在中国本身、在外国都有类似的跟它相应的反应。
我们要看外国政府、外国民众对于中国投资出去有时候似乎是敌意，或者是更加严格的要把你审来审去的态度，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外国投资到中国来，态度是有对应关系的。在国内做投资人知道这一点，我们现在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营还是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所处的位置都是历史严格。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混合经济，其实之前已经有了混合所有制，不管是公司制、民营，还是发股票也罢，还是外国企业进来做合资也罢，我们在对外资的态度上，我们叫所谓超国民待遇，就是比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还要更多地优惠。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其实为此付出不光是经济上的代价，我们也付出了别的方面的代价。外国大部分企业到今天我们看并不领这个情，中国公司出去遇到了很多事情，跟外国机构讲的时候，监管机构对我们的说法说得很简单，桌面上说一些话，到底下说其实你们给我们与你们给我们的国民待遇一样的话，这样会好很多。现在当然国民待遇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也得考虑同样的问题，谢谢各位！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