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俄罗斯”即将诞生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5日跌至历史新低，1美元兑换2.602里拉。进入2015年以来，里拉贬值幅度接近10%，尽管土耳其央行已决定公开抛售美元，但里拉贬值趋势仍难以扭转。

　　去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金融市场的大灾荒令人印象深刻，而如今，土耳其可能也将步其后尘。

　　２０１４年土耳其全年通胀率达到８．１７％，远高于中央银行的中期通胀控制目标５％；今年２月的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７．５５％，仍与政府目标有很大差距。

　　投资公司Deltec International Group称，因为高频率的财政赤字、低水平的外汇储备、短期外债以及不足的内需，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岌岌可危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对于里拉而言，有一个贬值因素令其难以抗拒——美联储加息时点日渐临近。这一幕似曾相识。2013年5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n Bernanke）称将要退出QE，“退出恐慌”（taper tantrum）瞬间席卷新兴市场，当时引得新兴市场国家遭遇疯狂的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压力陡增。

　　当前，美国的复苏风头无俩，在今年中期前后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仅仅是“预期”已经足以让新兴市场货币疯狂贬值。摩根大通上周更是表示，美联储在3 月17~18日议息会议上撤销“耐心”（patient）一词，几乎已成“板上钉钉之事”。在上几次会议中，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表示，会耐心等待加息，一旦删除便暗示加息时点将近。

　　上周五（3月6日）美国劳工部（DOL）公布2月非农数据亮眼，美国非农就业增长29.5万人，大幅高于预期的23.5万，失业率更是创下7年新 低。美元指数更如脱缰的野马一路上行，截至记者发稿前，美元指数为97.88，并持续呈攀升之势，较去年7月以来上涨了约20%。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宏观研究主管章俊此前表示，回看历史上的两波强美元周期，他国在美元走强之时都难免出现问题。从上世纪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以来已经经历了两轮大幅升值，分别是在1978-1985年，以及1995-2002年，期间升值幅度分别达到 40-60%左右。就当时全球经济来看，这期间的强势美元导致全球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回流美国，成为新兴市场金融货币危机的导火索，这包括70年代的拉美债 务危机，以及90年代的俄罗斯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引发里拉贬值的主要原因，除了同其他货币一样受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加息时点日渐临近影响外，土耳其国内经济增速下滑也进一步拉低了里拉汇率。

　　2014年前三个季度，土耳其经济分别同比增长4.8%、2.2%和1.7%，1月至9月经济增速为2.9%，较年初政府设定的4%的全年增长目标差距明显。2014年8月至11月，土耳其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水平。

　　从贸易角度而言，里拉贬值已造成进口成本增加，贸易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土耳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土耳其出口总额为１５１９亿美元，比２０１２年下降０．４％，而进口总额达到２５１７亿美元，大增６．４％，外贸逆差创近年来新高。

　　不可忽略的是，里拉走低还与此前两次降息有关。土耳其央行分别在1月20日和1月24日两度宣布降息，后一次央行宣布回购利率从7.75%下调至 7.5%，将隔夜贷款利率从11.25%下调至10.75%，将隔夜借款利率从7.5%下调至7.25%。市场预期第三次降息将近。不过，降息可能并非央 行本身的意愿。

　　此前，“不降息便入狱”，这一闻所未闻的说法真的在土耳其央行身上发生了。

　　据外媒报道，土耳其检方已在1月18日起诉该国央行行长Erdem Basci，控方起诉Basci领导央行采取了“错误的”利率政策，对土耳其公民造成严重损失。假如罪名成立，那么Bacsi将面临最多2年监禁。

　　2月10日，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就曾对是否有必要让央行独立发出了质疑。他批评Bacsi的工作，并警告称如果央行不履行职责，他们将为此承担责任。

　　为应对疲软的经济预期，特别是为了在今年6月议会选举之前提振经济，以利于执政的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向央行施压。

　　土耳其央行于１月２９日凌晨宣布，将基准利率由之前的４．５％提高至１０％，同时大幅提高隔夜贷款利率和隔夜借款利率，以抑制里拉贬值趋势。

　　可见，土耳其央行独立性的缺失令人称奇。要知道，美联储长期以独立性为豪，面对国会多次提出审计美联储的呼声，现任主席耶伦（Janet Yellen）每次都强硬地捍卫联储独立性。

　　近日，土耳其央行（TCMB）又开始“降息”！只是这次有所不同。3月9日，土耳其央行将美元外汇存款利率从7.5%下调至4.5%，将欧元存款利率从6.5%下调至2.5%，上述决定从3月10日生效。

　　不过，土耳其执政党的所作所为随后在资本市场上产生负面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打压了里拉汇率，另一方面，央行迫于高层压力采取降息政策，损害了其独立性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里拉的信心。

　　土耳其经济发展对外资依赖性强，里拉贬值推动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增长，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升高，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整体经济。

　　3月5日，花旗银行宣布将撤出其在土耳其第二大银行Akbank TAS的银行业务，并减持了在Akbank约10%的股份，此举造成的损失高达8亿美元。

　　据报道，花旗在土耳其投资已有7年之久，此举体现了其脱身之迫切的心情，也表明了土耳其的金融市场蕴含巨大的风险。

　　BGC Partners公司的卡格达斯•多甘(Cagdas Dogan)称花旗提前出售其股份是不好的市场迹象，预示着是市场将持续恶化。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发部副主席，前美国国防部反恐专家乔纳森博士称，这两年土耳其金融业的困难时期，而这也是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突访美国的主要原因，他试图安抚紧张的银行家和投资者们，甚至没有告知美国国务院他的行程。可见，面对经济问题，土耳其人显得惴惴不安。

　　显然政治、外交问题对土耳其现在的局面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安本应是个开明、对市场非常亲和的总理，但事实上很多分析者担心他正在干预央行政策。里拉贬值，而他的内阁成员却显得非常冷静，并在电视上宣称里拉将“找到自己的平衡。”

　　同时，土耳其经济部长尼哈特将里拉的困境归咎于中央银行，称其利息率提高的还不够。

　　近日，刚刚结束国外访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我们并不在乎在世界上独行，应该在乎的是我们的人民怎么看待我们。”

　　的确，平民出身、深谙政治斗争之道的埃尔多安在国内深得民心，但深受他个人风格影响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并没得到太多可靠的盟友和全球伙伴。

　　中东问题专家王国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表示，土耳其外交最大局限源于土耳其当下政治体制中，外交战略与决策过程，缺乏科学论证过程，相反却充满埃尔多安本人作为集权领导人的个人喜恶与特色，同时也受限于他的厨房内阁。

　　不过土耳其是一个有大雄心的国家。仅仅在3年前，时任外交部长、现任总理达武特奥卢宣称，土耳其要成为新中东的领导者和公仆。

　　土耳其与曾经的盟友和一直以来的邻国的关系都趋于紧张，《金融时报》认为，个中原因源于埃尔多安富有个人特色的外交局限、土耳其对其他地区伊斯兰势力的支持以及其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分裂等。

　　土耳其一直谋求地区大国身份，倚靠联通欧亚的地理位置，想入欧盟而不得，势力仰仗的中东地区矛盾多多。

　　土耳其过去几年国际地位的一个高峰是2008年，土耳其获得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于2009年至2010年履责。2014年，再次竞选中，土耳其惜败西班牙，未能当选。

　　另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后给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遗留了许多隐患，比如叙利亚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叙利亚独立后仍然与土耳其存在水源和边界等问题。

　　土耳其前任外交部长现任总理达武特奥卢从09年担任外交部长开始，采取“零问题”外交政策，努力和周围多数有矛盾的国家缓和关系，为土耳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一段时期，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和。与希腊长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及相关岛屿上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化解。

　　不过，美国希望土耳其继续作为成为其中东事务的代理人，但不愿看到土耳其成为有完全独立外交意志的中东大国，然而埃尔多安又想减弱美国对其决策影响。

　　没有什么朋友的“大国”土耳其步履维艰，这对经济恢复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土耳其或将成为下一个“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