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是愚蠢办法

　　搜狐财经讯 3月26日到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28日"资本市场2015：改革红利与投资策略"的开幕式上，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表示，“新常态”的关键是能否启动民间投资，市场做主。他很担心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能否完成任务，新常态下怎么大力启动民间投资，真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很大的问题。

　　保育钧认为，调动民间资本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现在打着混合所有制的旗号，实际上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充，有些垄断国有企业增资扩股还叫混合所有，方向错了。混合所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垄断提高效率，不是强化垄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哪一个国有企业可以垄断的。

　　保育钧认为，中国大量服务行业名义上民间资本放开，实际上并没有放开，呼吁政府放开教育、医疗和旅游资源。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时，保育钧表示，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是愚蠢办法。企业希望稳定的政策预期，人民币汇率不稳定或大幅度贬值，稳定不了信心，看不到预期。这对当前经济发展，大家的投资很重要。中国不能学美国嫁祸于人。

　　谈到房地产低迷情况，保育钧表示，房地产行业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问题出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看房地产，地方政府控制了一级土地资源，国有企业和央企带头搞特权。

　　对于农民工问题，保育钧担心2020年将1亿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目标能否实现，因为成本相当高。他认为现在企业的负担相当高，建议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压力，让企业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

　　以下是相关会议实录：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们这场的讨论话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介绍一下在座的嘉宾：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高盛资产管理业务前主席、首席经济学家Jim O’NEILL。我们都听说过新常态，包括昨天习近平主席也谈了这个话题，“新常态”到底是什么，是跟过去的常态不一样吗？以后新的常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预期，它新在哪儿、常态在哪儿？

　　保育钧：“新常态”除了人们议论的中高端水平，中速发展之外，新常态“新”在哪里？过去是政府投资为主，将来是市场为主，民间创新，民间投资，将来市场资源配置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句话我们羞羞答答20年了不敢承认，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承认这句话。市场配制作为配置主体，“新常态”能不能走好这个路就是关键能不能启动民间投资，市场做主。否则“新常态”也没有切中要害。

　　保育钧：我正担心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能不能完成任务，两会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5%，去年50万亿投进去，增长了7.4%。今年要增长7%左右，那就是在去年投资50万亿基础提高15%那就是，59万亿，我们现在铁路投资就8000亿，1、2月份投资不到3万亿，民间投资就2万多亿。所以新常态下怎么大力启动民间投资，真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借机会呼吁，“新常态”不要谈7、8的速度没什么意思。真正要由市场作主，民间投资，“新常态”才有希望。

　　主持人：保主席你是否认为现在这种反腐败的行动会影响中国的增长和中国的新常态？因为大家会担心投资的水平？

　　保育钧：我接触不少民营企业家，他们很喜欢反腐败，因为腐败严重威胁着经济安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感到不平等，同样的事情国有企业办着很容易，民营企业不容易，反腐败就是平等。但这是一个理想目标，实际上反腐败已经进入阶段性的成果，现在反腐败就是促使这些领导不干事了，怕干事出事。经济新常态要向政治新常态适应，政治新常态还没有完全建起来。我觉得调动民间资本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1997年就提出来的，但是现在还非常困难，我觉得中国症结之一就是国有制改革严重拖后腿。现在打着混合所有制的旗号，实际上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充，有些垄断国有企业搞的增资扩股还叫混合所有，错了。混合所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垄断提高效率，但是现在是扩大垄断，强化垄断，这是错的。这是一。

　　保育钧：二，反腐败之后，过去由于国企改革没有到位，政企没有分开，政资也没有分开，一反腐败之后怕国有资产流失，不搞混合所有制了，不敢动。所以这是一个时机，国企改革从80年代到现在为止，国企改革还没有真正到位，这涉及到了政治生态建设的问题，要解决政企分开。确实国有企业里有能人，但是受至于体制，他还是官，他有评级的，是政府部门任命的，他在任三年能有多少作为？所以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过去的超常态讲的。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讲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快一点好，因为时机对我们有利，过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超常态。现在要由市场做主，这些年来我们什么时候市场做过主？都是当官的作主、政府投资为主。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还是要靠投资，问题是有效投资还是无效投资？只有民间投资按照市场规律办才是有效投资。现在如果说我们政府在这个体制下，政府投资，国有部门投资不可能完全考虑这个效果的。所以这些年产能过剩机构雷同这就是原因。谁来做主？哪些人投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 我始终认为“新常态”之下让民间投资，由市场作主，法治做保证，这就有希望了。

　　保育钧：投资问题政府唱独角戏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要启动民间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是政府，现在政府投资引导，吸收民间投资加入，PPP的方法，中央政府已经提出来了，各级地方政府在摸索，这个问题的要害是政府也要诚信。第二个是要保证民营资本合法投入，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向民间放开了，政府就是要守信，权益保护好。

　　保育钧：除此之外中国大量服务行业，名义上民间资本放开，实际上并没有放开，比如中国的教育事业，进入民间资本感觉还不平等。医疗卫生行业应该大发展，但是我们还是政府主导。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卫生制度要改革，大量医院放到民办医院，落实不了，就是政府主导。再一个是旅游资源也在政府手里，国有企业垄断。大家说旅游行业乱象很多，逼良为娼，很多资源政府手里控制着，民间很难控制。所以真正“新常态”一定打破垄断，按照市场规则为主。垄断必然是低效率，必然是腐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保育钧：民营经济现在是1500多万户了，国有企业才多少？国有企业才105万户。国有企业就业员工才3800万人，其他2亿多人都是民间资本。所以真正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做好服务，问题就是要解决服务。1980年邓小平讲中国问题要害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所以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要向政治“新常态”适应，当前就是打破垄断，国企改革不能在羞羞答答慢慢腾腾，现在国有企业占了多少资源，民间资本进不去。而且这些人都打着旗号维护公有制，这是扯淡，公有制在他们那儿比私有制还私有制，他们内部人控制。现在中国很多事情很奇怪，打着国有制的旗号，实际上是内部控制，和老百姓没关系。保育钧：我很高兴的看到楼继伟部长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说地方政府负债很多，怎么办？楼继伟说地方政府可以转让国有资产。这说明了手里有资产这些人不变卖，不改革，真正变成私有化了。这些人把共有财产变成了私有化。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做大了之后，尽社会责任非常好，中国现在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叫异化。所以这些事只有深化改革，打破固化利益的格局，利益固化是文人说的词，实际上就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垄断了许多资源，不跟民间资本分享。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哪一个国有企业可以垄断的，这件事我再大声疾呼一下。

　　主持人：汇率也是探讨较多的一个话题，中国政府从长期来讲是希望人民币能够成为世界主流货币之一，短期升值贬值也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所以政府对人民币到底怎么处理？是不是把它进一步的升值呢？

　　保育钧：我们的物价系数通货膨胀率是不超过3%，在1%、2%、3%范围内浮动，这是正常的。如果说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刺激出口，这是一个愚蠢的办法，也实行不了。现在人们总是用货币政策，什么财政政策为说辞。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的调控，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一看文件就是不能超过一定的幅度了，这下就安定了人们的信心。如果说人民币汇率不稳定的话或者是大幅度贬值，就稳定不了信心，看不到预期。现在的企业家就希望能看到预期，稳定的预期，这对当前经济发展，大家的投资是很重要。就怕看不到预期，一会儿贬值一会儿升值。我们不能学美国的办法，美国是嫁祸于人的办法，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印钞票，让别人给他买单，我们不能干这个事。

　　主持人：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国不会真正的走出房地产的低迷情况，我们多谈一下这点？

　　保育钧：现在大家都在骂房地产，应该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房地产行业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问题出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看房地产。房地产行业是1998年才起来的，这之前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地方政府没有钱，就搞开发区工业园区，就是变卖土地，因为财权回收了，但是地方政府说土地你拿不走。 1998年我们实行福利分房，那时候房地产开始兴起来了，这是地方政府控制了一级土地资源，垄断土地资源，这时候谁有本事能拿到土地呢？有关系的，有特权的人能拿到土地，拿到地之后可以到银行贷款，之后很快可以套利了。所以这是谁带的头？国有企业、央企。

　　主持人：说一下最后一个我想说的问题，对于中国政策制订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可持续的“新常态”，可持续的增长。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农民工要给他们完全的，真正的城市的权利，没有这个保障就没有可能实现50%的消费占GDP的占比，你是否同意这一点？

　　保育钧：中国的农民工是全世界很奇特的一个现象，进城打工，回家当农民，春节几亿人马在全国流动，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什么原因？是因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的。从1958年这种利益格局固化，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不平等。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了，2020年要解决三个1个亿的问题。第一个1个亿是要解决在城里打工的1亿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成本相当高。现在有些地区在试验，农民工转为城市，就是需要一些社保制度，因为附着在户籍制度上还有一系列的福利，劳保、社保、上学等这些权利。5年之内解决1亿，很困难。第二个1个亿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就近城镇化，第三个1个亿是城市贫民问题。

　　保育钧：现在农民工苦，城镇一些农民也很苦，所以这些事就要通过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解决他们的社会福利问题。现在这些问题负担都加在企业身上，不公平。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他在城里工作需要社会保障。我们算了一笔帐，一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假设说1万块钱月薪的话，企业要负担1.4万到1.5万，所以企业负担很重。根本问题就是减税，降低政府对企业的负担，然后企业帮助农民工解决扩大就业，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之后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给企业减轻负担。五年之内能不能解决1亿农民工进城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保育钧：农民工还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如果农民工的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他就可以有收入，进城就安心了。所以农民工进程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要结合起来一起做，现在农村土地流转改革速度还是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