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企业的税负没有被真正减下来

　　两会期间，税收再次成为热点话题。3月11日，搜狐财经思想库邀请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为大家解读税收怎样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主持人：张老师、李老师刚才两位都说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问题，两位认为是中央政府减税的动力更大还是地方政府减税的动力更大，怎么看待地方税收优惠竞争，楼继伟这一两年在清理地方税收优惠竞争。

　　张曙光：减税的动力没有什么动力，找不到政府减税的动力，但是为什么减税成了两会当中的核心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共识，没有人反对减税，至少很少，但是仍然不能说明政府有减税的这种动力。如果有的话，它可能有压力，来自于企业眼睁睁看着这个效益不行，一系列的数据可以说明企业税负过重，征税税收也再往下降，绝对额现在还在往上升，但是实际相对数已经往下降了，这个税源的维护是很成问题的。从这个社会的压力来说，他要减税，否则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接下来减税的动力很重要，减税要变成具体的政策要到每个企业把税负减下来，可是从我们的调研和人民银行和发改委的调研来说，减税可不是一两天了，从11年以后给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发布过新的政策发布过多次，可是执行这个政策的效果并不好，也就是说有大部分企业没有真正税负被减下来，几个调研都有数据的。有没有减税政策？有，但是多种原因企业没有享受这个政策，阳光没有照到这些企业的身上，这个当然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是至少说明地方政府的减税动力并不是很强，你减税我地方收入就会减少，谁会想到我给你减完税你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提高以后增加你的生产提高你的营业收入增加税收，这个还是有一个过程的，起码短时间内我的税收往下降了，地方政府能够承担吗？我有那么多的支出要保证，眼下日子怎么过？政府的动力很难确定是来自于何方，更大的来说还是社会的一种压力，看看这种压力现在对政府已经形成了这个力量没问题了，政府自己也承诺要全面减税，下面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变成实际的行动把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小微企业比中型企业以上的企业他们的税负还要重，实质上没有减下来，这样的问题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如何把减税政策落实到位，这是下面一个巨大的课题。

　　张曙光：其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觉得在减税的问题上没有多大差异，他们之间之所以出现一些差异，仍然是他们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清理地方减税，名以上说你这个减税是为了GDP为的吸引投资，实际上背后你减了税把我一部分利益减了，从这个角度上中央要去清理地方的减税，既然中央要全面减税为什么要清理减税？这个话就这么矛盾。应该说减正当地减，问题在于两家在减税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官员的立场是同样的，不是说按老百姓上级的官员是青天，底下的官员是贪官，没太大的差异。

　　李炜光：恰恰是我这两年几个调研有一个相反的感觉，大家一有事情就骂地方官员、地方政府，可是实际上这两天刚刚给深圳连着讲过两次课，地方都是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他们跟我抱怨，说中央真不讲理，几次政策一调整都是地方吃亏，税种、税源都收归中央，地方留一个大窟窿，地方自己想办法创收，土地财政又不规范，最后算老帐的话经常拿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来问罪，大家当官当的很辛苦。这里面看出我们体制的不规范，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规矩，首先上面就是不讲规矩，一个减税，它想减税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太大了，这种压力中央政府最担心的是秩序稳定受到影响，马上命令要减税。地方上能不能减下来这个税，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减税，地方政府能做什么，一概不管。所以地方政府的官员怨声载道也是必然的，我很同情他们，他们说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又不得不服从，可做的事情不多，要去做可能还做错了比较麻烦，所以地方政府出现了普遍的懒政或者怠政问题，你不拿枪顶着我我不干，这样造成效率低下。减税因为这样的体制实际上减不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主持人：去年楼继伟清理税收优惠有很多台商提出问题，当年地方政府叫我来承诺税收优惠，现在取消掉，是不是政府不讲信用？

　　李炜光：是。港台对他们是比较客气的，我们一些民营企业要参与到政府的游戏，比如房地产开发、拆迁追逐利益的游戏的话，那很危险的。最明显的就是曾成杰他们，命都丢了，我什么时候想起来这个都觉得很可怕，如果我是企业家我真的不敢呆了，能走就走。不讲规则，行为这么不规范的体制之下，大家都觉得很危险，有今天没明天，你怎么有未来？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是一个新经济体，应该是很有吸引力或者很有活力的，没想到就这么几年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经济增长老说中国奇迹，其实奇迹不了多少，从高增长期，从1978年开始算到2011年开始往下降了，不过才33、34年，但是其它经济体只要工业化前期有大量的红利，资源的红利、人口的红利可以享受的话都有一个高增长期，巴西还有巴西奇迹。那些其它国家这一轮高增长期其实都不短，韩国、中国台湾都达到了40多年，最长的达到48年，最要命的就是经过了这一轮高增长期，因为你耗费了资源、人力、环境，作为代价也搭进去了，但你换来了什么？你未来的经济增长支撑力在哪儿？其它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还有发达国家完成这一轮高增长之后它带来的成果就是城市化率的提高，城市化率能达到70%—80%，所以经济增长不可能老这么快，你耗费资源不能那么多的资源，你总要这方面下降，那么后面的城市化率拖着你的GDP继续走下来，哪怕低一点不要紧。中国的城市化率没有随着这轮经济的高增长提高，是提高了，现在达到50%多，这50%多按统计数据来说还要把城市外来的务工人口算进来，如果不算进来的话，那还不到50%多，也就是40%左右，这就很成问题了。那么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有外来务工已经老了已经开始回去了，没有变成正式的城市居民，不是正式的城市居民买不起城市的房子，不能正式给城市成为纳税人来纳税，很难支撑未来城市的发展、GDP的增长。我们做过调研，第二代农民工在天津美发厅、快递经常是这些人干，他们从外表看已经看不出是农村人了，跟城市的小伙子是一样的，但是他仍然不是这个城市的正式居民，享受不到这个城市同等的福利。但是在这个城市生存不能回去了，他支付的房租占到他整个收入的百分比50%左右，有的更高，还得吃饭，还得搞对象成家，他有什么剩余能够将来买得起你的房子？我们的经济增长实际是带有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