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管部门高管离职又出新案例！
今日，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确认，他将结束人民银行职务，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他感恩人民银行及领导、同事们和好友。
接近央行人士向第一财经透露，姚余栋离职后，金融所所长一职务暂由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兼任。目前，姚余栋正在进行离任审计程序，正式离职尚需时日，履新后薪水颇丰百万以上。
据悉，大成基金并不是第一次“挖角”下海官员。2014年12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离职，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2014年10月原任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出任大成基金总经理。
今年6月初，证监会还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包括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等2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等3名处级干部。这5名干部都是证监会的老人。
证监会上市部除了副局级干部离职外，处级干部也已经出现多人离职。6月离职的二处处长王长河是在2012年证监会干部大轮岗时从发改委轮岗到上市部的。而三处处长马骁早已在2014年11月从证监会离职，加入华泰证券，目前任党委副书记，将来可能出任副总裁，主管并购业务。
而据熟悉情况的人士说，论干部流失速度，证监会发行部较上市部更严重。“发行部的处级干部最近一年多有的出事，有的离职，有的调离，九处长仅剩一人！快没法干活了。”
在2014年证监会机构合并调整后，发行部一共下设9个处室，其中五处处长吴国舫去年升任法律部副主任，发审处处长郑健已调至处罚委，一处处长段涛已经在2014年11月从证监会离职，履新中德证券；三处处长刘书帆在2015年8月因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贿等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六处处长李志玲在去年6月因配偶违规买卖股票，同时涉嫌职务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再加上离职的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以及早前调往其他部门的张望军，发行部2014年在任的9位处长只剩1位在岗。
不过相比于证监会，央行好像也没好到哪儿去。甚至不比证监会低调。
7月15日，接近央行的人士透露，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期迎来离职潮，8名处长中有3名同时离职，另外还有4—5名普通职员提交离职申请。早在2015年，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前述3名离职的处长分别是，清算组织监管处处长，其去向是北京地方国有投资公司；银行卡业务管理处处长，将赴任正在筹建的票交所任副总裁；信息分析处处长，其去向是中央结算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央行下属的司局中，支付结算司最贴近市场，其分管的如第三方支付行业也最为活跃，因此，相对于其它司局，该司员工跳槽到金融机构更加容易。
此外，今年央行原货政二司处长、青年宏观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了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奔赴市场化机构任职。
在此背后，过去半年时间，已有近30位银行高管离职。涉及2位董事长、4位行长、多位副行长以及执行董事。
其中，国有银行高管变动最为明显。股份制银行中，兴业银行高管变动频率最高。另据同花顺IFinD的不完全统计，2016年16家A股上市银行共有37名“董监高”出现变动或离职，大部分涉及董事、独董、监事等。
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那么，近几年陆续有从一行三会辞职下海的官员，原因是什么呢？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年轻人更多自我阐述的机会，影响一批有独立想法、年富力强的公务员离开体制，在经济进一步转型时，投身参与市场经济中。
其次，“八项规定”和反腐确实影响了公务员的生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长莫道明表示，尽管一部分公务员涉及贪腐，但更多人担心‘八项规定’对他们的生活和收入产生影响，希望追求更自由的生活。据了解，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履职大成基金后，年薪可达百万以上，另外此前央行支付结算司职员辞职“下海”的，因为其分管的如第三方支付行业贴近市场最为活跃，相对于其它司局，跳槽到金融机构更加容易。薪酬一般都涨了6—7倍。
第三，体制内上升空间狭小、压力较大。据悉，基层公务员一般需五年才晋升为主任科员（科级），但升到正副处级“就是一道坎”，没有固定时间表，有些地方还要考试答辩选拔，硕士毕业生工作了超过十年，才升为副处长的个案也不罕见；而再从处级往上升厅局级干部，更是“挤独木桥”。
最后，一名在职、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现在外面的经济形势对有政府背景的管理人才很具吸引力。互联网时代，他们既有企业的工作经验，又懂得体制内的政策和规则，企业需要政企融通的人才。而他们大多都具备这种素质。”
（本文综合自一财网、信托圈、财新网、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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