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向媒体确认，他将结束人民银行职务，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现象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监管机构官员下海任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业界称为“神仙下凡”。
姚余栋现年45岁，英国剑桥
大成基金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大成基金的规模排名长期保持在业内前十名，不过2011年，大成基金因踩雷重庆啤酒，元气大伤，很快跌出了前十名。随后从总经理、首席投资官、股票投资部总监，再到其他核心投研人员的连续离任，大成基金的业绩也是一落千丈，今年二季度，大成基金的规模为841.1亿元，排名仅为第25名。
大成基金并不是第一次“挖角”下海官员。
2014年12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离职，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2014年10月原任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出任大成基金总经理。
今年6月初，证监会还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包括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等2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等3名处级干部。这5名干部都是证监会的老人。
▌来自央行的离职潮不比证监会低调
7月15日，腾讯财经从接近央行的人士处获悉，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期迎来离职潮，8名处长中有3名同时离职，另外还有4—5名普通职员提交离职申请。早在2015年，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前述3名离职的处长分别是，清算组织监管处处长，其去向是北京地方国有投资公司；银行卡业务管理处处长，将赴任正在筹建的票交所任副总裁；信息分析处处长，其去向是中央结算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央行下属的司局中，支付结算司最贴近市场，其分管的如第三方支付行业也最为活跃，因此，相对于其它司局，该司员工跳槽到金融机构更加容易。
此外，今年央行原货政二司处长、青年宏观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了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奔赴市场化机构任职。
在此背后，过去半年时间，已有近30位银行高管离职。涉及2位董事长、4位行长、多位副行长以及执行董事。
其中，国有银行高管变动最为明显。股份制银行中，兴业银行高管变动频率最高。另据同花顺IFinD的不完全统计，2016年16家A股上市银行共有37名“董监高”出现变动或离职，大部分涉及董事、独董、监事等。
银行还是银行，换汤不换药，没有资源到哪里都是屌丝，但是，如果自己还觉得，可以在银行可以躺着赚钱，最后一定是没有饭吃。
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一行三会”出现大规模离职潮，官员们去哪儿了？
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央行官员加入市场机构很正常。双向流动有助于央行官员理解市场，也有助于市场人士理解政策。
据记者梳理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不过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因为有官员离职未见诸报道，因此一行三会离职下海的官员数量应比样本数量大。
据媒体采访了解到，“一行三会”大多为专业技术性官员，离职后大多转向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等机构。
从36个样本的去向来看，共有10人离职后加入银行，占比27%，是最集中的去向。其次为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分别有6人、5人离职后加入。
至于“离职下海”的原因，提高收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市场机构历练、体制内晋升困难也是他们“下海”的原因。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
事实上，传统银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离职、华夏银行副行长黄老金离职，渤海银行副行长赵世刚离职，据新华网统计，今年以来，先后至少有37位传统银行的高管离职，涉及的岗位有董事、行长、副行长、风险总监等，有的则是分支行行长，有的分支行行长甚至公开说，不想再回银行，而一线员工的离职更是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一个人离开，而是带着一个团队整体离职，多年的业务经验，多年的风控积累，还有早已建立的客户人脉，银行员工像流水一样的离开，带走的是银行真正的核心力量，也让银行业务有陷入瘫痪的可能。
银行还是银行，换汤不换药，没有资源到哪里都是屌丝，但是，如果自己还觉得，可以在银行可以躺着赚钱，最后一定是没有饭吃。
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案例：一位离职行长的内心独白
我叫韩栋，是一名工作多年的支行行长，在外人看来，我有期盼已久的高薪，前途一片光明，但事实却并非如大家所想，因为我马上就要“从头开始”了。
是的，我离职了。
回顾过去的工作经历，我还是很自豪的。在金融业摸爬滚打已经 12年，6 年之前，我先后服务于证券和保险行业；6 年之后，我调整了职业方向，并先后进入了 3 家银行，这 3家银行中既有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也有大家羡慕的国有银行。
多年的工作经历，我见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如今的我，已经储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积累了大量的金融圈人脉，也练就了优秀的业务技能。所以，我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世界那么大，或许是时候该出去闯一闯，做一些新的尝试了，于是，我辞职了。
可能有很多人会说：“你已经是支行的行长了，权利已经很大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不做，轻易离职不值得。”可是，我想说的是，银行行长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也有很多的辛酸和无奈。
就拿行长的审批权来说吧，以前支行行长们的多项业务审批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权利还是蛮大的。可是，近年来由于业绩压力加大，银行风险敞口逐渐下降，贷款业务逐渐增多，随之带来的不良贷款也逐渐攀升。为了严控风险，分行将很多业务审批权都上收了，很多客户的贷款业务都因为风控收紧无法获批而流标了。
与此同时，又由于总行对经费报销制度进行了改革，支行行长的经费审批权也被上收，而且客户招待费用的报销额度和报销流程都变得越来越严，预先垫付的费用没有半年都很难完全报完。行长们的审批权力大大缩小，压力和困惑也随之不断升高。
然而，权力的缩小只是行长们无奈的一个方面，更加郁闷的是考核制度的缺陷可能会导致行长们一年的成绩“功亏一篑”。
有一年我新调入一家银行担任支行行长，通过一年的拼搏和努力，好不容易和团队成员一同超额完成了支行的各项业绩指标，到年终考核之时，原本还盼望着可以凭借一年的成绩获得分行的认可和奖励。
可是，就在我任职期间，上一任行长两年前发放的一笔贷款爆发了不良，几乎所有晋升的可能都已经没有了，甚至连奖金也要被扣一半。此时的我，只有深深的无奈和悲伤，因为我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
而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一位朋友，更感到无奈。他是一名业务能力极强的支行行长，在他任职期间，曾将一个在该地区 100 多家支行中业绩排名为倒数第 5 的支行，只用一年就带成了该区第 8 名。可是，当分行欲将其调任零售部副主任之时，审核发现其所带支行有一笔不良贷款，该贷款合同的审批和签字没有一个名字是他的，但是他却要因这笔不良业务的爆发而降成支行副行长。个中的辛酸和无奈可见一斑。
如今的我，终于再也不用为支行上一年未完成而叠加或新增 30% 的业绩任务而发愁了；再也不用因为担心支行业绩任务过重而失眠了；再也不用每天起早贪黑，甚至晚上 8:30之前都不能回家而自责了；再也不用因为轻微脂肪肝、尿酸升高、心肌酶指数不正常等各项身体机能问题而担心了。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开始变得可以由自己支配了。
接下来，我要和我的合伙人一起去组建一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主营担保、保理、不良债等业务。
在这里，我可以自如地面对自己的客户，不用再去在乎条条框框的限制，不用再面对严格的审批程序，也不用再束手束脚地去营销他们。我可以自如地去控制客户的风险，自由地决定自己需要完成多少营销任务。而这正是我向往的工作状态。
未来，我打算将我们的产品精准投放于拥有高净值资产的客户，客户数量不用太多，只要这些高净值客户投资的资产总量足够达标营业计划即可。例如，我们的目标客群数量为 30 个客户，如果每个客户的平均投资额能保证在 300 万左右，我就能实现 1 亿的业绩量了。这 30 个客户管理起来既轻松又舒服。这种业务模式和传统银行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预见，这种业务发展模式也将成为未来业务模式的一种创新趋势。
既然如此，不如趁我们还算年轻，还不至于面对被银行主动淘汰的尴尬时，提前离开，愉快地决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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