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逾越的思维鸿沟：林毅夫琢磨砖，张维迎研究墙

　　摘要：林张之争，有人说将会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在我看来，他们的争论反映的东西比中国经济还要大得多，那就是，林和张代表着人类思维鸿沟的两边。

　　最近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之间就产业政策的“争论”引人关注。我看到经济学家董藩教授在朋友圈说“张维迎教授已是思想家”。我接触过的一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也说，张维迎教授的兴趣在做思想家。

　　有时候，“思想家”这个词带有一点非专业的意思。甚至还有人说，张维迎教授在谈他对市场经济的信仰，而林毅夫教授在谈专业、谈现实。的确，张教授对产业政策的言论有一种思想的力量，但这是经济学专业知识的精湛运用所带来的感觉，而并非脱离了经济学专业。

　　林张之争，有人说将会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在我看来，他们的争论反映的东西比中国经济还要大得多，那就是，林和张代表着人类思维鸿沟的两边。

　　我写过一篇《待人工智能裁决日，我赌张维迎教授赢过林毅夫教授》。当人们说思想、理念时，似乎每种思想、理念皆有其可成立之处，所以我采用“算法”这个词，以破除模棱两可。

　　经过人工智能热的普及，相信很多人对算法这个词不陌生。所谓算法，就是得出结果的方法。像进化论，就是揭示了大自然的算法：基因突变、适者生存。我们人类的存在就是大自然的算法的结果。

　　经济学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进化论。

　　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是两种不同的算法。

　　在市场经济的算法下，企业投资，消费者选择，企业投资对了，就有利润，错了就亏损，最后市场会淘汰掉亏损的企业。企业、消费者依据价格进行计算，胜出的企业必然是给消费者创造最大剩余的企业，所以结果必然是合算的。

　　在政府干预的算法下，政府决策的依据并不是价格，而是所谓的国计民生、长远发展等理由。但是脱离了价格，政府根本就不知道某项投资是否合算。政府可以扭曲价格，但这就更加不知道是否合算了。假如政府对某项产业决策错了，这个产业也不会马上被淘汰，政府仍然可以用税款来补贴它，或用限制其他行业与之竞争等方式来维持它。

　　算法的洞见来自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米塞斯就从算法上反驳了计划经济派。当然，他用的不是算法这个词，而是用“经济计算”。

　　举个例子，一块地，是应该用来种麦子，还是用来放羊呢？你可以比较两种方案的成本和利润，选择利润大的方案。成本的价格和产品售价都是消费者对你的选择打的分，利润高就意味着消费者对你打的分高。这一算法必然使结果指向消费者的意愿。

　　当然，成本和售价总是不断变动的，按今天的价格计算成本和售价盈利的投资，明天可能成本升高或售价降低，投资就亏损。换句话说，消费者的评价总是变化的，所以投资需要预测。对于个体企业家来说，预测错了事关成败，但对整个市场来说，个体企业家的对错无关痛痒，算法保证了预测对的企业家胜出。

　　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企业做预测、做计划，政府也做预测、做计划，那你凭什么说政府预测、计划就不行？

　　问题并不在于预测和计划，而是在于算法——以什么方法得到结果。

　　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企业家。巴菲特、任正非也有错误的投资。投资之初，并没有天定的正确投资。所谓正确投资，是在动态的市场中，算法运行的结果。

　　世界上只有算法选出来的成功企业家。

　　张维迎教授说，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能力。其实，就算巴菲特、任正非去当官，他们也无法克服算法的缺陷。或者说，企业家能力只有在市场的算法中才存在，因为它本来就是种预测价格的能力。

　　我写的那篇《待人工智能裁决日，我赌张维迎教授赢过林毅夫教授》说，让人工智能模拟运行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两种算法，它会马上发现政府干预的致命缺陷。那个算法根本无法运行，财富会快速毁灭。这不是理念分歧，是算法问题！如前所说，谈理念，人们容易认为可以并立，“市场有缺陷，政府可弥补”。但如果从算法角度看，一种带根本缺陷的算法，不可能弥补一种正确的算法。

　　现实中，政府干预之所以没有全面崩溃，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算法不断创造出财富来为政府干预的算法填补亏损黑洞。政府干预的算法从未创造出财富来弥补市场的“缺陷”。

　　假如没有理解算法这一根本问题，仅仅从各个局部去看问题，很容易看到“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必要。比如，基础建设方面，看到有交易费用，就觉得市场会失灵，这种错觉其实是因为对市场的算法理解不深而产生的。

　　张维迎教授曾说：在反垄断法问题上，奥地利学派从一开始就反对反垄断法这堵墙，而芝加哥学派则是一块块地认识到墙上的砖不合理。

　　为什么反垄断法这堵墙是错误的呢？因为这堵墙是反市场经济算法的！当然墙上的每一块砖——如反价格联盟、反高市场占有率等，都是错误的。

　　一切政府干预，说到底，就是扭曲市场经济的算法。产业政策是，凯恩斯主义也是。

　　拿产业政策来说，不管是贸易保护也好，还是补贴扶持也好，还是政府直接投资也好，都是扭曲市场经济的算法。没有必要逐一去研究每个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没有必要逐一研究每项政策的后果。

　　张维迎教授由繁入简，而林毅夫教授繁之又繁。

　　林毅夫教授在《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从想通了1988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我开始抛弃了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总以‘常无’的心态，自己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为何等，来分析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我研究了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的解释竟然一以贯之，自成内部逻辑自洽的体系。”

　　很遗憾，米塞斯对算法的洞见一直没有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是每块砖每块砖地研究：这块砖是可以交给市场的，那块砖是应该交给政府的。他们内部的争论，是对砖的争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有一套研究每块砖的范式，如外部性、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等。学者们不知道，这些概念又能如何？能让政府干预克服算法上的致命缺陷吗？

　　很可惜，林毅夫教授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他自己认为他扬弃了西方主流理论，但其实他还是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范式来研究每一块砖。

　　“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为何”，这样的研究看起来很庞大、复杂，但未得要领。

　　和西方主流理论的具体观点不一样没有意义的。不一样的歧途仍然是歧途。

　　这条思维的鸿沟是很惊人的。

　　站在鸿沟这边的人，否定了一整堵墙，但这边的人数极为稀少。站在鸿沟那边的人研究每一块砖是否合理，但人数庞大无比。无数人类的智力资源浪费在鸿沟的那一边。而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更是导致政府干预的算法得以强力推行，浪费巨大的财富。他们还会奇怪：“你们为什么要否定一整堵墙呢？你们怎么就看不到其中有些砖真的很特殊呢？不深入研究一块砖，就否定它，这种态度不可取！”

　　这条鸿沟是那么难以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