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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保监办的消息，4月份，京城各寿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约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9.84%，远高于今年前3个月44.93%的平均增幅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杜 亮 5月9日上午8:30分。陈东升从寓所出发赶往单位。今天本是公司安排陈东升“居家办公”的日子，为了接受《中国企业家》的采访，陈破戒走出家门。约定的时间是10:30分，陈在9:00中就到达了位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泰康人寿大厦。 途中，陈照例要收听中央台的广播，在播音员滔滔不绝发布的“非典”新闻中，有一则信息让陈微微直了一下腰：据中国保监会网站8日公布的信息，截止到目前，全国各寿险公司累计受理“非典”索赔案件163例，已办结赔案90例，累计给付金额52.21万元，其中身故给付24.28万元，住院医疗给付27.93万元。以陈的职业经验看，这远不是一个可以保险商们可以悚然失色的数字。 前一天，也就是5月8日下午4时，卫生部报告北京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数字96例，依然于“高位震荡”。 10:25分。《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踏进了泰康人寿大厦的玻璃门。两个保安拦住去路，其中一个用类似探头的仪器在记者的前额晃了一下，说了声“没问题”，方才放行。这个仪器大概就是电视上介绍的“红外线体温测量仪”之类的东西吧，记者想。 前台电话联系，填写会客登记表。记者注意到，在“会见人”空格之后，比平常多了一栏：“责任人”。在“非典时期”，保险公司的行事做派就此略显一二。 11层。陈东升显然已经等候多时。没有过多的客套，记者刚刚走出电梯，即被让进公司一间宽大的会客时。采访准时开始。 赚了多少？赔了多少？ 在非典肆虐的日子口，面对任何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总，你都可能少不了拿这样的经济问题去问采访对象。陈东升以一个保险人特有的精明回避了记者的正面问题。 “任何一场大的灾难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都是双刃剑。一方面，保险公司的赔付损失异常增加。另一方面，灾难使人们防范风险的意识增强，买保险的人会增加。” 有人把中国发生的非典灾情与美国的“9.11”相比。据估计，“9.11”之后，全球保险业面临600-700亿美元的赔偿，许多保险公司被迫申请破产。与之相比，中国保险业几十万的赔偿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截止到记者采访时，泰康“非典”赔偿案共有三起，一例是死亡赔偿，两例是住院赔偿，赔偿合计4万元。而泰康的2002年保费收入达65.5亿元。以此来看，“非典”对中国寿险业负面影响不过是“肌肤之痒”而已。 “非典”的另一面——所蕴涵的商机让许多保险企业迅速行动起来。截止到5月6日，经保监会批准，11家保险公司已经推出了17项有关非典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泰康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世纪泰康抗击SARS保险计划”。据称，这是内地第一个针对“非典”的专项保险。不过，虽然面临机遇，但陈东升不希望保险业背上“发国难财”的恶名。“保险营销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它应该起到一个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陈说。 4月25日，泰康人寿宣布缩短对健康险客户等待期和取消免责期等一系列措施。4月28日，泰康人寿决定设立“非典”专项慰问基金500万元，规定凡在2003年8月31日前感染“非典”者除可获得按条款规定的赔付外，还可获得2000元“非典”慰问金。4月29日，泰康人寿又宣布，向北京在抗“非典”一线工作的近5000名医护人员提供1.5亿元保额的一年期团体定期人寿保险，每人保额3万元。 在商业行为之外，泰康连续推出让利保户乃至有利社会稳定的善举。寿险回报周期长的特性让陈东升更倾力于聚拢人气，而非计算一时一地的得失。不过非典确实为寿险业加了一把火。4月份，北京各寿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约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9.84%。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流动的社会。流动性就造成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的增加。”在陈东升看来，中国保险业是一个具有巨大成长空间的朝阳产业，非典的肆虐更使他坚定了这种看法。 外松内紧 在业内，陈东升素以注重仪态而闻名。在非典横行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陈亦不忘注意保持自己的风度。西装领带的如常打扮之外，那份颇具公众感染力的微笑依然时常浮现。 “保险公司就是经营风险的。”这是陈东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长期在这个行业的浸淫使陈东升对于风险有着一颗平常心。 “你可能想不到吧，这一段时间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三顿饭了。”陈东升不无得意地说。 5月4日，北京尚处在疫情高发、人心惶惶的时期。陈东升率兄弟姐妹四家十七八口人，驱车在北京亚运村周围转悠，准备“下馆子”。找了十几家饭馆，都告关张。最后发现一家台湾人开的饭馆“正在营业”，可算有了落脚地。老板看到他们如见“救星”，称“你们是我们过节期间的第一批顾客。” 在“非典时期”，陈东升还弄了一次险。 3月26日，泰康人寿在广东举行了“第2届世纪圣典颁奖大会”。公司300多位中高层齐集珠海国际会议中心。“那时候广东已经是疫区了，这么做当时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陈东升说。“当然，我们也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比如戴口罩，房间消毒等。” “我不是什么大无畏的‘英雄’，但我相信科学。”科学自然是基于对非典传播规律的认识。“对于周围的人的健康状况，你要了解。”陈说。 陈东升有他轻松的一面，这或许是个性使然。不过，作为一个在全国20多个省市拥有分支机构，雇员人数达十万之多的企业老总，陈东升肩上的担子并不亚于保一方平安的父母官们。 4月20日，中央撤掉两名抗典不力的部级官员，4月24日，由于多位外国董事被公司告知不能去外地出差，泰康原计划在峨眉山开的董事会被迫转到北京郊区，这一变故让陈东升第一次感到一丝紧张。 原计划两天的会期缩短为一天——因为很多股东都要回去布置防典措施。随后，陈东升开始在全公司布置抗典措施，号召全体员工戴口罩。这一次，他象征性地戴了一次口罩。“像处在我们这个位置的人出入都有专车，住的是公寓，接触非典机会很小。”陈东升信奉的“防典哲学”是“内紧外松”。 “作为保险公司，我们防范意识的风险一直是很强的。”如很多公司一样，泰康把工作人员分为两组，分别由他本人和总裁带领，轮流上班。“我们这样一家公司一天的费用就是1亿，小公司可以停业，我们要关门就麻烦了。” 自4月20日，惯于抛头露面的陈东升没再出差。毕竟，企业的安危更多地系于董事长个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有着泰康“首席形象大使和推销员”之称陈东升不再率性而为。即使上班，也坚持从家带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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