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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4日，股市在小幅度上升一周以后，发生突如其来的飙升，上证指数由1388点上升到1466点，放出365亿元的巨量。这是中国股市被洋教条统治1年多以来的一次总爆发，股民和证券界期望新的领导能够摆脱洋教条的束缚，重返大牛市。 2002年6月24日，政府停止国有股减持，政府看到了国有股减持隐藏的巨大风险，果断改变了政策，但事实上，牛市并没有形成，最终变成私募基金和大户出逃的机会，又套住了一批基金。 为什么像停止减持国有股这样大的利好，仍旧不能恢复大牛市，甚至有继续恶化出现崩盘的危险？ 首先是因为决策层误用“公开化和透明度”。证监委发动全民讨论国有股减持，征集4000个减持方案，一个也没有采纳，结果是涌现出一位年轻人张卫星，揭露了国有股的秘密，原来中国股市通过高溢价发行，把7000亿的股民资金划入了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净资产，使它们的净资产从1元变为3元。如果与国际接轨，就意味着把国有股上市流通，股市就要下跌30％，相当于按国有股比例的一次除权。再加上心理因素，股市必然崩盘无疑。这样大的系统性风险不是由于股民买错了股票，而是国家利用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特殊政策。 我认为中国有大牛市的基础，中国股市需要和国际接轨，要降低市盈率，要整顿股市，要迅速实现国有股全流通，这和那些“推倒重来论”者没有区别，我们的分歧在于这次重大改革中的利益再分配。 接轨的损失由谁来承担？洋教条从来不提政府要补偿股民损失，反而把股民说成是既得利益集团。清流派知识分子对股市存有道德偏见，不做股票也不懂股票，被国际资本利用制造剥夺股民的理论和舆论。无论有意无意，他们的行为都在客观上配合国际资本在中国牟取不当利益，危害了国家金融安全。 为避免中国股市崩盘，只有迅速将国有股实现全流通。办法是： 第一，改变形象，树立信心。政府领导人亲自接见那些力主大牛市的有社会影响的专家，并视察证券交易所。请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下课，另外聘任主张大牛市的、有影响的国内专家。公开宣布振兴大牛市的主要原则：肯定中国有大牛市潜力和前途，决心支持股市实现大牛市，肯定中国股民11年以来的历史贡献，宣布迅速实现国有股全流通并且由政府补偿股民损失。传媒配合宣传。上述4项可在春节到“两会”期间进行，以恢复股民信心，形成牛市预期。 第二，全国人大通过国有股减持方案，主要原则是：以大约50％的国有股低价配售给流通股股民。市盈率和指数都会大幅度降低，但股民不受损失。价格可以净资产的1／3为标准，保证一次成功。 另外50％直接划归社会保障基金，同时作为股市平准基金，由政府指挥，按照市场价格高抛低吸，保证在牛市中增殖。牛市形成以后将印花税改为所得税，以限制大户暴利并且减轻中小股民负担。对于大户暴利，主要通过所得税解决，立法规范作市商行为，并加强监管。 上述办法的操作性可由专家解决，但原则需要党中央最高决策层提出，经过全国人大通过。新政府成立之后，这是最能迅速取得成绩的一件事。应该学习1988年格林斯潘在美国3000点位救市，换取10年特大牛市的经验。“黑色星期五”发生以后两天之内，美联储动员几十亿资金救市，参与决策者极少。所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关键时刻需要的是最高层接受天才性的意见，果断实行。 中国股市具有大牛市机遇，关键是政府下决心，以一部分国有股为代价，换取多赢的结果。只要形成大牛市，政府税收将远远超过国有股的损失。在产权方面，可以借机实现国家退出，比在股市崩盘以后，由外资和国内少数人勾结起来，以低价格分散吞吃要好得多。国家不要担心丧失控股权，在一般行业中国家没有必要控股，因为国际竞争主要是技术控制；在少数要害行业中，可以由国家在股市上购买股票，以保持控制权。 上述措施一次成功的前提是：政府取信于民，恢复信心，因此宣传十分重要。 主流传媒或者宣传主张打压股市的人，或者在“两会”期间围住投机资本代言人不放，作用不好，应该多反映中小股民、民族资本和国家利益；宣传什么人也是一种政策导向，宣传得好，有助于国有股减持一次成功，而且代价比较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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