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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将至，面临种种压力，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如何处置，人们在各种解决方案间争论不休，而争论的焦点是———谁来埋单？
□本报记者 夏英
尽管外界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一直议论纷纷，但在进入今年第四季度时，议论的声音突然变得响亮起来。
首先是安永交易咨询服务部在10月16日发布报告———《2003年度回顾：中国的不良贷款》。此后两周，穆迪和标准普尔也陆续发布报告，表达对中国银行业坏账处理的关注。安永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现在是国内主要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金融顾问，而穆迪和标准普尔则是全球著名的投资评级机构。
与此同时，央行高级官员最近的言谈也对这一问题多有指涉。10月2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出访墨西哥参加25国集团第5次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周小川说，中国下决心改革金融体系，降低不良资产，增加对银行的注资，为中国金融体系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全球化做准备。
《华尔街日报》随后报道说，“此话一出，北京金融界一片哗然”，“这是数月来政府决定向银行部门施以援手的最强烈信号”。
现在看来，至少是两个层面的原因聚焦了各方的注意力：其一，随着2003年的日历即将翻过，距离中国的入世承诺———最迟在2006年底，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已经为时不远，也就是说留给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其二，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四大行改革，坊间一直流传四大行改革方案最迟年末出台，如果此言非虚，那么“手术刀”的最先指向就是四大行的不良资产。
联想到上一次中央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施援”，是在1998年。当时，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注资之外，紧接着，中央政府还祭出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剥离了四大行体系内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予以处置。
在1999年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之后，数年之间，根据银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四大国有银行体系内当年未剥离的不良资产加上新增加的不良资产，目前又已达到2万亿元的高额。
那么这一次，中央政府是否会再度“双管齐下”，在周小川明示“增加对银行的注资”之后，考虑二度剥离四大行的不良资产？
前车之鉴？
毫无疑问，如果不良资产能够二次剥离，四大行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都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对四大行来说，此举是降低不良贷款率的一步“快棋”，从而使四大行具备在国内或者国外上市的条件，进而化解外资银行兵临城下的危局；而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第二次剥离，将使资产管理公司再度承接大宗的不良资产，从而化解10年存续期已届过半的危机。
但是很显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格收购了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它的资金来源于三个渠道：其一，国家财政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拨付了400亿元资本金；其二，人民银行提供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其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对应的四大行发行了8200亿元的金融债券。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过去四年还是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到2003年6月，处置47.2％的不良资产，资产回收率是31％，现金回收率是22％。央行研究局研究员李德评价说：“考虑到四大行债务人分散，总共牵涉210万户、人均要处理200户债务的客观现实，以及不良贷款主要是信用贷款这种有别于国外不良资产的特点，客观来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效率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李德认为：“已经处理的这部分不良资产大多是不良资产中的‘好资产’，剩下的资产更棘手，更难处理，目前已经有数据表明，不良资产的现金回收率在呈下降趋势。”
换言之，1.4万亿的不良资产中最终有相当部分还是要财政埋单。
然而，财政实在难言轻松。尽管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表示，我国政府的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之和不足GDP的60％，低于国际标准，完全有能力支持当前金融改革的全面开展，但是财政显然压力不小，金融领域的坏账、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的窟窿、建立一个既能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又能应付类似SARS的医疗紧急状况的卫生体系统统都是要操心的事。
穆迪在报告中说，中国若进一步剥离不良资产，需要谨慎操作。
它的理由是，四大国有银行持有8000亿元债券，但是债券的收益———债券利息———不足以改善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到2009年债券到期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可能无法偿付本金，这会造成国有银行来承担损失的局面，从而加大国有银行未来面临的风险。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早前也坦陈：“不良资产是否进行第二次剥离，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如果继续剥离，第二次剥离是否采取和第一次完全相同的方法？是否按照账面剥离？剥离之后谁来承担这些损失？资金来源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基于上述诸种争议，最近一两年，“二次剥离”虽然屡被提及，但始终久议难决。
内部剥离利与弊
二次剥离久议难决，但是过去4年未剥离的不良资产加上新增不良资产，又在四大银行体系内形成2万亿的包袱。当前四大行主要依靠自身的盈利来逐年消化不良资产，但是以各商业银行现有的盈利能力计算，这个消化过程大概要持续10年之久。这种情况只能迫使四大行再寻他途。
安永的报告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未能向金融界、分析师以及银行有力证明它们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力，许多银行相信如果取消有关的限制措施，它们即便不能做得更好，也能做得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样好。
所谓的“有关限制措施”，主要是指四大行对不良资产处置遭遇的两大障碍：其一是不良资产不能打折处置，其二是商业银行不能够采用对不良资产进行租赁、转让、债转股等措施，按照我国金融体系分业经营的原则，商业银行不能开展投行业务。
而事实上，四大行一边呼吁一边已在试图“迂回前进”。
一直试图拔上市头筹的建设银行今年6月份与摩根士丹利签署合作协议，向后者出售43亿元不良资产包中70％的权益，并与后者合资成立相关公司；工商银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宣布与高盛成立合资公司处置100亿不良资产。
这种方式的成效如何，目前还难下断言。而实际上，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介绍说，理论界和银行界一直在探讨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不良资产的内部剥离。
这种方案的思路是这样的，把国有银行改组为股份集团公司，再把它分成“好银行”、“新银行”、“坏银行”三大块。好银行就像现在经营正常业务的银行一样，新银行是一个类金融控股公司，坏银行则承接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是一个内部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说，这种方式也便于把好银行和新银行上市，如果好银行和新银行发展得足够快和足够好的话，那么就足以弥补和冲抵坏银行的坏账。
安永有相似的思路，报告认为，二次剥离走不通，可以考虑成立“坏银行”，把所有的不良资产都纳入这个坏银行，单独处理。因为倘若不如此，不良资产会进一步流失，并且还有可能侵蚀那些好资产。
但是反对的意见认为，此种剥离方式是在违反游戏规则，一家商业银行怎么能够既发放贷款又自己来处置不良贷款？这很容易引发信用危机。另外，不良资产单独剥离出来后，尽管报表变得好看，银行也可以上市了，但是不良资产存量的问题依然存在。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来自经济学家韩志国，他认为，如果过分看重股市的筹资功能而把上市作为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主要途径，就可能导致银行风险的转嫁，形成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风险的联动效应，给整个经济带来大隐患。
难走的平衡木
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中国银行业将在2006年底前全面开放，开闸放水后国有银行面临的竞争局面有多残酷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的分析回答说，“经过测算，外资银行只要吸收国内银行6％的存款，就会使内资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概在1％－2％之间，但是今年上半年外资银行已经在以25％的速度增长。
也就是说，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上述两种方法———二次剥离和内部剥离———都行不通，那么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主席胡定旭日前表示，由于处置不良资产会涉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问题，因此在处理不良资产的同时可以考虑私募，引入策略投资者以及考虑修改法规，允许商业银行自行处置不良资产。安永在《2003年度回顾：中国的不良贷款》这份报告中则提出更为具体的看法，建议考虑四大行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组成合资公司，以互补短长，加快资产处置。
各种策略的组合看来正在成为一个可能的方向。
央行研究局研究员李德认为，应该考虑再次剥离和四大行自主性处置相结合的运作方式。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多元化，有利于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程，减少处置损失；二是不良资产处置损失由政府、银行、企业等多方面承担，减轻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减轻了财政负担；三是符合标本兼治的原则，即参与各方都承担一定的责任，有利于加强银行和企业自身约束，防止资产处置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例如，可以考虑由国有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进行分类，其中政策性的不良贷款剥离后交由AMC（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处置损失由国家财政发债解决，其余部分可由国有商业银行自主性处置，或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制定特殊政策，扩大国有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自主权，加快处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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