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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日本谋求主导地位
2003年6月24日11:27   [ 李攻、孟修丹 ] 来源:[ 财富时报 ]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萌芽于2001年的汉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政府同年正式提出构建设想,至尽仍无时间表。鉴于彼此利益的不同考虑,相关各方对此态度迥异。

  中日韩贸易区:中国力推 日本不急

  事 件:

  2003年6月12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说,中日韩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开展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其中原因是“其中一个国家持保留意见”。目前三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对实现自由贸易将带来的好处,看法上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早在2001年3月29日到30日,中国、日本及韩国的学者在汉城召开题为“关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和环黄海次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而作为国际性的会议郑重提出了这种设想。

  2001年11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金边出席“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会议期间,主持了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理金硕珠参加的三国首脑会谈。在会上,朱镕基总理正式提出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对话嘉宾:日本一心谋求主导地位

  《财富时报》:您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傅莹说的会是哪个国家?

  王蔚:这个国家是日本。

  《财富时报》:为什么日本会有“保留意见”呢?其中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蔚:日本之所以会有“保留意见”,是因为和中国在三国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存在“主导地位”之争。就在朱镕基建议研究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后,日本媒体就将中国的建设性意见看做是“同日本争夺主导权,抢占主动权”,“抢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各国的风头”;小泉首相身边人士则表示“感觉到了中国气势的威胁”等等。

  中日之间确实存在“主导地位”之争。日本认为自己经济实力雄厚,市场经济发达,科技和管理水平高,理应在三国自由贸易区中起到主导地位。中国则认为自己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市场很大,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应当起主导地位。至于韩国,面对这两个“大”邻居,不会有谋求“主导地位”的想法,但韩国肯定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

  《财富时报》:既然是要建立“自由贸易区”,“主导地位”还那么重要吗?

  柏青: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有了“主导地位”,就可以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就可以在处理纠纷中处于有利位置。更应该看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形成,还要和东盟打交道,这样一来,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的主导地位就可能延续成在包括东盟等更大范围内起主导作用,也就会成为亚洲贸易的“领袖”。所以中日对此都不会轻易让步。

  中国首倡

  《财富时报》: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三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所谓“多赢”,但是,中国政府作为首倡者,肯定有自己更广泛的利益。请王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王蔚:在对各方都有利的情况下,存在最大利益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将会获得更加广泛的利益。我们知道,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在呈现阶梯状,日本为首,中国为末。水往低处流,如果实现贸易自由化,三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趋同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

  自由贸易区建立,主要是产品和服务放开了。现在三国之间的货物流通,不仅要受关税限制,还有非关税壁垒限制。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撤销了。所以三国消费者会享受到比现在更便宜的产品。消费者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从产业的角度来讲,有利于三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这就是国际经济学上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比如,实行自由贸易区以后,由于中国劳动力较低廉、生产资料价格低等优势,以前在日本生产的产品,就有可能转移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很显然,这将会在中国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加凸显现在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另外,贸易的自由化,从产品到劳务,国与国之间都放松了。人员往来增多,文化交流增强,有利于中国企业吸收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有利于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的交流、价值观念的交流。而且,日韩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证是中国所缺少的。自由贸易区的实现,我们会非常容易地引进,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实现自由贸易后,中国和日本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很快就会缩小。现在日本连续10年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状态,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要比日本快得多。日本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日本虽意识到建自由贸易区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但这个好处相对于对中国的好处哪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他们内部的结论是,对中国的好处要大于对日本的好处。

  对日“新思维”:中看不中用

  《财富时报》:这段时间,一个关于“对日新思维”的说法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提出:搁置历史问题,平衡日本经济需求,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加强与日本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建议。您觉得这种“对日新思维”是否能够解决今后中日贸易交流的障碍问题?

  柏青:“对日新思维”从道理来说,可能是对的,从长远的历史观也可能是对的。但从现实来说,它是实现不了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有一个思考角度不同的问题。政治家考虑问题站在秩序和稳定的角度;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经济效益、效率。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政治家。因此,谈论问题的角度很关键。另外,任何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现实条件,我们不能超越现实条件去谈论新思维。比如中日关系,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历史问题,我们始终认为日本对历史的反醒不够,另一个是领土问题(钓鱼岛争端)。这两个问题不真正解决,中日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稳定。另外,我们在谈论对日本新思维时,不要忘记美国的影响。对日本来讲,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深刻地影响它。因为日本的国家安全靠美国来保证的,美日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不是那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的。

  中国战略:积极主动 不谋主导

  《财富时报》:傅莹的话颇为坚决。她说,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三国不会开展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且说,“看来这个设想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成为(中日韩政府)认真讨论的课题。”应该怎样理解傅司长的这段话,是否意味着三国自由贸易区真的成了泡影?

  王蔚:傅莹的话虽然“坚决”,但还是一种外交语言。谈判本身就是互相妥协的过程。看起来山穷水尽了,突然又柳暗花明的情况经常出现。既然中日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就有进一步谈判的可能。问题是三方都要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条件来。

  《财富时报》: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王蔚:我国政府在战略上对东北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应持积极态度。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应搞僵,中国应拿出实际的步骤、措施,确立在区域经济合作谈判中的地位、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可谋求起所谓的主导作用,一是这不可能,二是不必要,三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还不一定有效果。

  中国的战略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概括:政治着眼,经济入手;积极主动,不谋主导;先浅后深,先易后难;突破韩国,吸引日本。只要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以大局为重,从三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考虑问题,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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