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四万亿并非“事后诸葛亮”

  周小川说对经济刺激的批评是“事后诸葛亮”。这一点是我绝不能认同的。因为,稍微搜索一下,我们就可以找到至少2个“事前诸葛亮”。

  作者:李松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最近接受媒体的专访中总体上肯定了由他作为最重要决策者之一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在面对一些来自自由派经济学家针对“4万亿”刺激政策带来的负效应和后遗症的批评,周小川表示:“现在回头看,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但也不要当事后诸葛亮。”

  针对周小川的“事后诸葛亮”论,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澄清。第一、周小川显然认为经济刺激的后遗症、负效应是因为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不够准确。可是,来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批评却不是关于刺激政策几时退出才更好的问题,而是根本上不应该有刺激政策的问题,是本质上反对通货膨胀型经济发展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话语体系腐败的一个标志就是,把货币政策决策者描述成临危决断的企业家、领袖,而他们的决策则是面对复杂经济环境、两难政策取舍,不得不以巨大魄力、精明眼光做出的明智决断。似乎宏观经济体冥冥之中有股看不见的规律,而货币政策决策者由于掌握着足够的学识和经验,以至于有能力把握住其中规律,他们中流砥柱、拨乱反正,纠正宏观经济这条大航船。这是一种彻底的误解。不管是云山雾罩的格林斯潘,还是城府甚深而又略显优柔的伯南克,这些央行行长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在不同时点不断增发货币。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神秘离奇的东西,只不过是望天打卦式的寄望在某一时点注入多少新增货币,就会让经济有起色而已。假如说他们显现出来的决断需要某些个人素质的话,那也仅仅是为了在政治场上易于交差过关而已。

  第二,周小川说对经济刺激的批评是“事后诸葛亮”。这一点是我绝不能认同的。因为,稍微搜索一下,我们就可以找到至少2个“事前诸葛亮”。

  第一位诸葛亮是许小年。“4万亿”是2008年11月18日正式出台的。不到一个月,2008年12月12日许小年就曾经在财经网年会上预言:四万亿会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许小年说:“本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就严重失衡,如果这四万亿再放到制造业,那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几年来,许小年教授在各大论坛,各处文章、专访中批评四万亿是短视政策,导致结构失衡、无助于走出经济低谷、造成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恶果。

  第二位诸葛亮是张维迎。2009年2月16日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政府的不当政策造成了经济危机》。文中对当时刚刚出台的救市刺激政策做了如下判断:“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 “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失误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老大难问题……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诸葛亮对4万亿的负面效应进行了预测。比如陈志武教授,在政策刚出台不久,就指出4万亿会“加重中国的出口依赖”、4万亿“对民营资金产生挤出效应”……

  当然,如果我们再留心一下经济思想史和国外的经济学研究。我们就会知道针对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型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后果的准确预测记录,就更多了。1929年美国大萧条让美国商业经营、政界领袖措手不及。可是有两个人:米塞斯和哈耶克,20年代就预言了这场旷古大萧条。他们发展了一套商业周期理论,重点指出,通货膨胀政策必然导致财富再分配,以及伴随着的生产结构的扭曲,其结果是表现出来非理性繁荣之后令人痛心的经济萧条。20年代美联储也和今天一样,滥发货币,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这就和今天的4万亿政策如出一辙,必然为以后更大的经济灾难埋下伏笔。

  而我们还会看到,甚至有人曾准确预言出中国经济的大萧条。2004年9月2日,美国保加利亚大学Krassimir Petrov教授撰文《中国的大萧条》(CHINA'S GREAT DEPRESSION)预测中国2008-2009年会出现大萧条。

  这么多让人吃惊的事前诸葛亮,并不是巧合。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通货膨胀政策的灾难后果,都是因为他们是在坚持最朴实的健全经济学道理。他们深知,货币只不过是交换媒介,既不像消费品能够用来满足人的直接欲望,也不像资本品一样能够用来生产消费品。因此一个社会内,资本和商品越多越好,但货币却不是越多越好。货币增发,只能造成通胀洪灾,导致财富再分配扩大贫富差距,诱引错误投资让经济结构失衡得更厉害。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