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起CPI的神秘面纱

  中国居民一方面忍受着难以忽视的消费品价格涨幅,和手中钞票的缩水,另一方面看到的却是年CPI涨幅始终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作者:许一力

  4月份的CPI数据出来了,温和上涨,最初步的感觉是经济离通缩的危险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在最近几个月房价大涨,让人明显感觉到了物价上涨的背景下,有太多业内人表示出了对CPI准确性的质疑。

  在我看来,这种质疑有道理也有过分的地方,其实国内CPI的统计权重虽然遮遮掩掩,但统计方式并不是很糟糕。国内的CPI统计执行各国统计局普遍在用的分类体系,即指数的构成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至于权重呢,从来都没有官方公布过,但我们能根据每月的CPI数据做出一些基本的权重推算。有一个比较准确点的权重数据是:食品35%;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3%;居住13%;交通通讯10%;医疗保健个人用品10%;衣着9%;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6%;烟酒及用品4%。

  CPI各项权数的比重在各个国家是不尽相同的,根据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不同,权数存在很大差别。对比之下,美国公布的8大类别的权数分别为住宅占42.1%、食品和饮料占15.4%、交通运输占16.9%、医疗占6.1%、服装占4.0%、娱乐占5.8%、教育和交流占5.9%、其他商品和服务占3.8%。

  通过这两个国家的对比,美国居住类权数明显较高,而食品类权数明显较低。应该看到,美国住宅权数占比就达到了40%以上,而在中国,难以逾越的高房价却并没有成为居住权数的“有力支撑”。

  在国际上,房价不计入消费是惯例,我们也能理解,买了房子是可以更高价卖出的,所以房子有投资的属性。各国在实施过程中,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在CPI统计中融入了自身的国情特点。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便完全将房地产计入消费品统计中。而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把房地产看作既是资本品又是消费品,通过合理估算自有住房的消费成本也就是房租来计入CPI,以剔除掉其资本品属性。中国也实施类似的统计方式,问题在于,在房地产权数上,我们却并没有看到应有的体现。

  恰恰是,很多城市中的房租占据了个人消费中的绝大部分,房地产市场也分摊了中国绝大部分货币超发带来的流动性溢出。以中国近年的房地产走势堪比美国次贷危机前的风光,居住权数低于美国已经是有待商榷,而仅为14%就更加不合理了。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机构对于权数的调整机制就存在不透明的问题。这并不是故意设计的,这个权重有历史。最初国内CPI权重是根据1993年时的消费情况确定的,然而比较悲剧的是,当时的中国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市场经济刚刚开启,居民消费品丰富程度和消费习惯都与当下存在着天壤之别。当时大部分居民也还享受着福利分房的政策待遇。然而之后的十年,中国房地产消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最初的CPI数据就是在没有历史数据又缺乏合理的消费格局的情况下制定出的。尽管2011年国家对于CPI权数做了相应调整,但是如果基础就有问题,那么很难想象调整能否改变测算中的“误差”。

  说到2011年年初,全国CPI权数设定的更改,当时就引发了业内“人为压低CPI”的激烈争论。官方一再辟谣CPI数据不存在人为控制,然而游戏规则却一直未能公布。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既然问心无愧,官方为何不就此明确权数设置和调整的具体细则,也让公众得以享受难得的知情权呢。

  所以也难怪学术界内一直有着质疑中国CPI数据准确性的声音。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房地产火爆引发的高通胀之下,中国居民一方面忍受着难以忽视的消费品价格涨幅,和手中钞票的缩水,另一方面看到的却是年CPI涨幅始终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无论官方是否承认,CPI统计和权数上的不透明,早已经使其成为了辅助政策导向而非提示经济现状的“实用主义”数据了。

  为此,我们呼吁CPI的公开透明,这非常重要。如果CPI维持统计的公开透明,它不仅能够反映居民实际生活的消费模式变化,也成为企业、经济分析员及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不仅有利企业及个人经济行为,也有利于政府决策。然而,中国CPI的统计,在近几年成为了辅助政府政策实施的有力助手,在失去了公开透明的原则之后,国内CPI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其实际意义。不夸张的说,不透明的CPI不仅无益于预示经济走向,很可能会为中国带来错误的经济政策,对于正处于最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加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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