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香港人

摘要:“旺角便溺事件”让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突然微妙起来。香港这座曾被弗里德曼教授誉为“自由经济典范”的城市瞬间被内地网民视为“排外的典范”。其实,此时的香港也正经历一场看不见的“裂变”,以对内地的态度为线,分裂成两派。搜狐财经特邀香港媒体人杨不欢讲述她所接触的香港“本土派”,杨不欢在内地出生就学,在香港读研工作,观察香港的变迁。很多人都认为“旺角便溺事件”是“中港精英联手赚钱,中港屌丝互骂”,但其实,根据杨不欢的调查“中产人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香港这座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旺角便溺事件
旺角便溺事件

  说到中港矛盾,多数人想起的会是2012年的地铁进食事件和近日的旺角便溺事件,但事实上,中港矛盾的火苗早在2011年就已在校园中冒起。2011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的宿舍洗手盆中出现一堆食物残渣,有港生认定是内地生所为,在“民主墙”上贴出“大陆狗”字样谴责,“民主墙”上于是掀起两地学生的骂战,成为报道焦点;这是中港矛盾第一次被暴露在媒体的放大镜中。随后不到一个月,城大的学生会选举中,参选的内地生因为是共青团员而遭到围攻,认为会将学生会“染红”,因此以城大为首,好几个香港高校的内地生发起了以“我戴过红领巾但我不是怪物”为主题的红领巾运动,包括我当时所在的学校。我清楚记得,当我们一伙人戴着红领巾走进食堂时,周围学生略带恐惧地侧目;而那张贴在民主墙上的海报则被写满了各种辱骂,其中针对“我不是怪物”一句“no, you are”的回复,因为英文语法问题被人嘲笑至今。

  2012年开始,恰好是香港回归15周年,中港矛盾开始在整个城市爆炸,火星四溅,一发不可收拾。1月初,一家旅游区奢侈品店的保安以“大陆人可以,香港人不可以”的理由阻止香港人在店外拍摄橱窗,激起不满,上千人聚集店外拍照;1月中,内地童地铁进食引发中港乘客对骂;2月初,港人集资在报纸上刊登“反蝗”广告。城大学生因使用粤语还是普通话产生矛盾;内地生车祸身亡,数千港人点赞;港人集资登报反对大学滥收内地生……

  由于好奇,我在脸书上加了很多香港“本土派”。“本土派”与“大中华派”是香港网络中两种政治倾向分野,本土派更希望尽量割裂与内地的关系,被认为对内地人相对较不友好,当中又分为自治、恋殖和港独等派别;大中华派则与之相反。从往上到往下,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香港本土派,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学生,有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生律师,也有网上知名的博客写手。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本土派都是香港的低收入阶层,事实上中产人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Lily.她在网络上并未公布真实身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惊讶于她竟然是一个人过中年,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专业律师,待人和善亲切,彬彬有礼。“我以前也是个‘大中华派’。” Lily说,“我很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有归属感,很在乎中国人民幸福与否。”

  “我其实是个/以前是个大中华派”,是我与本土派朋友接触时经常听见的一句剖白。他们自认为大中华派的理由各有千秋:关心中国事务、热衷参加国内学习交流团、热爱中华文化、资助过内地山区学童,甚至交往过内地人对象,都能成为论据。每当这种时候,我唯有对他们笑指,这些并非大中华派的定义,只能证明即使再倾向本土的人,也很难于生活中彻底割裂与内地的联系。

  Lily住在富人区,开好车,与她见面的第一顿饭,约在我不太消费得起的中高档餐厅,吃饭前她虔诚祷告,吃饭时给我夹菜,拿着平板电脑给我看她读小学的儿子作的画,难以想象网上的激烈言辞是她所写出。她告诉我,每当有游行集会,Lily便像换了人格,带上V字仇杀队面具,穿着黑衣,走在队伍之中。她也不记得自己的“大中华”倾向是何时转变的:是在反对政府兴建全球最贵的高铁失败之后?反对政府清拆皇后码头之后?抑或廉政公署专员被爆出茅台宴请内地官员?“这种想法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渗透的。当你感受到这十几年来,政府越来越专横,对北京惟命是从,官员越来越腐败,普通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时,香港越来越糟时,你渐渐就会变了。”

  “我觉得香港挺好啊。”我说,“我很喜欢香港的秩序,小到车辆都遵守交通规则,每个人都习惯排队,大到我只要有实力,无需走后门就可以到心仪的机构工作,不担心被关系户挤掉。在香港,只要遵守规则,就能活得很有安全感。”

  对于我的赞赏,Lily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些也很快就会没了。”

  一句话背后,却有无限余音:内地人一直倾向于将港人的焦虑归咎于经济没落,而对于经济条件优厚的Lily来说,她感受到的是自身引以为傲的整个香港秩序、法制和文明的流失,在她看来,我所提到的香港优点,不过是这十余年的瓦解中剩下的残次品,这些东西也终将瓦解,让香港不复香港。

  说到近日的小童便溺事件,我和她有基本共识,即小童在大庭广众中排泄实在有不妥,而事件中两名男子的“打抱不平”的方式有些过火,过火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对涉事者身份的微妙心态。这也是很多中港网民的共识,但多数人都认为己方问题是小错,而对方则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都是基于立场和角度决定的:内地人认为:“你们为什么能如此苛责一对已经想尽办法的夫妇,把孩子都吓成这样?”对此,Lily则觉得难以理解:“大陆人现在到我家里来拉屎拉尿,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把自己说得很委屈?你走到旺角、尖沙咀和铜锣湾,只看到人山人海,一堆行李箱碾过你的脚,他们也从不道歉;插队、吐痰越来越多,每个人都用大喊在说话。我以前的香港哪去了?那是我的香港!”

  我提醒她,中国大陆的人很多,不是一个应当被标签化的群体,这样对每个个体都很不公平;将体制和平民捆绑起来就更不公平了,倘若承受体制之恶,便将这种痛苦报与他人,岂不是弱者抽刀更向弱者。但她反问我,平民和体制说的话高度一致,她听不出有什么区别,而且她看不出来,那些人哪里有弱者的样子?“香港要感谢大陆,没有我们大陆人来买东西香港早就死了!香港这种弹丸之地早就该没落了,支持制裁香港!香港人不高兴滚出去,人滚,地留下,要地不要人!这样的话在网上和游客口里都经常出现,他们一副恨不得踏平香港,哪里像是弱者?我们什么都快没有了,我们才是弱者。”

  一顿饭下来,我们还是很难在族群问题上达成什么共识。我坚信每个个体都值得被独立尊重和对待;她则认为在某一类制度环境下生存的多数人,也必然具备一些共同特质,可以对一个群体做出判断,包括很多负面的认定。到最后,她赞美我“不像大陆人”,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来香港的都是你这样的人,哪会有什么中港矛盾。”这句异样的赞美让我完全高兴不起来,作为一个在此生活的异乡人,除了享受她的秩序与安全外,我也得到她不少关爱,陌生街头被指过路,雨夜独行被共过伞,但是在这样一个剑拔弩张的时代,我不知道该如何与香港相处,不知道该如何与眼前这个亲切微笑着的香港人相处。谁知道下一次登上头版的,会不会是你我无辜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

  中港矛盾是一道无解的算术题。两地不同的制度冲突,权力大小对比之悬殊,使港人感受到政治上无孔不入的侵蚀,加之超负荷的游客,庞大的阴影将小小岛屿笼罩其中,成为悬在香港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此时身份认同的迫切促使本土意识逐渐抬头,香港本地的族群文化开始生长,但同时也滋生民粹和歧视。这确实可恨,但去指责一群被逼疯的人没有优雅维持他们的素质,乃至心怀大爱地充满情怀地试图沟通,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根源在于两种制度的冲突,一旦这种制度的冲突一天不变,矛盾就无法缓解,只会愈演愈烈。

  我与Lily吃饭的那个夜晚,维港的上空有一片乌云,像巫婆的斗篷一样遮住了对岸的大片建筑。“天变有异象,人变有异相。”饭后在海边散步,她望着这片怪云下的整个香港,“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香港要独立或自治,是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发生的。”

  沉吟许久,她突然回过头问我:“你有没有为一个城市哭过?”

  那一瞬间,我突然深切体会到港人的焦虑。

  作者:杨不欢(香港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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