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洗钱与百亿谜案

摘要:十年过去了,尽管政府一再强调“反洗钱”、“抓贪官裸官”甚至为此付出了资本跨境流动不方便的代价,但还是没能阻止资本在监管体系外流动的问题。“赵丹娜事件”再一次暴露了这些管制“管住了好人,却管不了坏人”的悖论,央视的报道更是将“资本管制—洗钱”、“普通移民—贪官外逃”的矛盾暴露在聚光灯下。因为资本永不眠,管制只会抬高壁垒,但各方还是各取所需。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个是好人,哪笔钱是“干净”的,总有人,能帮你把“案底洗白”。

  如果新闻仅仅是单条解读,那么总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新闻,要联系起来读,才有意义。

  昨天,央视一则《中国银行公然造假洗黑钱 外汇管制形同虚设》的报道引起舆论哗然,该报道称,“中国银行称他们可以为需要移民的客户无限额地换取外汇,并且还可以直接打到国外账户”,该业务深受准备移民或者有相关需求的客户欢迎,但是“按照我国外汇管理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汇五万美元”。

  很快地,中国银行在官网发布声明,称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业务办法和操作流程均已事先向有关监管部门做了汇报。但随即称因部分措辞需斟酌将该声明删除。今日晚间,中国银行重新发布声明,将原声明中“中央电视台”和“监管部门”字眼删除。

  到了晚上,该报道所多次引述的经济学家钟伟的声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批评该报道对他的话“断章臆义”,“有违基本职业素养”。

  一则报道,引发了多重讨论。然而,一个细节却在争议中被渐渐落下。中行的这项业务,“属于是广东分行牵头的业务,各地的中行只有经过广东分行才能做。”

  因为广东不但是侨乡,也是改革开放前沿,跟香港一江之隔,资金跨境流出流入巨大,相关业务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试点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理所当然,何况,在资本流动自由化日渐开放的今天,原有的外汇管制制度的确需要改进。

  然而,报道中引述一个移民中介的话:“这笔钱哪来的,我们都能做。”,却让这个本来是创新的试点项目,因资金来源审核的疏漏而蒙上阴影。特别是在反腐日渐深入的时候,敏感的人们马上有疑问——“万一,贪官利用这个创新将资产转移海外怎么办?”

  100亿“洗钱”谜案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要联系起来解读。

  今年3月31日,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军事法院提起公诉。两周后,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涉嫌前年洗黑钱达100亿(港元,下同)的大陆年轻女子赵丹娜,去年获准以巨额保释金3000万包管候讯,但赵丹娜本年初弃保潜逃。她的两名包管人—泛爱医院前主席、现荣誉顾问萧炎坤及其堂叔赵端诚,7日到香港荃湾法院应讯,向法庭解释不应充公他们保释金的理由,惟不获接纳。两人各100万元现金须被充公,并需于6月16日或以前缴付各400万元保释金。

  这个神秘的大陆女子今年22岁,无业,涉嫌于2012年12月利用其香港中银户口清洗800万元黑钱,同时涉嫌在香港通过8个户口清洗100亿港元黑钱。赵丹娜的运作,被香港反洗黑钱部门盯上,2013年6月起被押,2013年12月以3000万港元现金保释,但“不准离港”以及“每天到警署报到”。今年1月,赵丹娜弃保潜逃,创近年香港弃保金额最高纪录。

  放弃3000万港元,在重重关卡的陆港两地全身而退,无人知晓下落。此事在陆港两地引起猜测纷纷,甚至有传闻赵丹娜涉嫌给徐才厚家族洗钱,因为徐的妻子,恰好姓赵。

  但萧炎坤表示赵丹娜丈夫家是内地私人地产发展商的负责人,赵丹娜19岁结婚,只是家庭主妇,因年幼无知,才遭人利用卷入洗黑钱案,“她根本无能力运作一百亿元”。

  真相如何,有待两地司法部门给出解释。

  但根据报道,赵丹娜“利用其香港中银户口清洗800万元”。

  香港作为世界连接中国的“窗口”,历来是大陆资本流出流向海外的桥头堡,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贪腐所得。而贪官们利用香港的金融机构、商人向海外转移资产早已经是成熟“业务”。

  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

  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利用手中的权柄,聚敛起一笔财富,然后转移海外。他在洗钱时相信专业分工的优势,做的是一套国际通用的“标准动作”。

  他的洗钱套路是:他与情妇李平将受贿所得4109万元交给了香港商人张静海,张再帮助其转款,为此成克杰付给张静海1150万元。洗钱的银行通常要收10%到15%的手续费,而对于成克杰这样的公职人员洗钱,按照惯例,银行由于承担更大风险,要另外加收25%左右的手续费。如此一来,成克杰的4000多万洗了半程,就变成了不到2000万。

  其次,成克杰以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空壳企业。这家公司纯属掩人耳目,但即使什么业务都不做,为了假戏真唱,不露马脚,还是需要伪造经营活动,请会计师做虚假账目,缴纳25%左右的企业所得税,4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近2000万资产又得缩水不少。

  最后,成克杰还得想办法把“洗白”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整个洗钱过程才算大功告成。

  手续繁琐,而且中间成本太高,贪官好不容易收集的民脂民膏,在转移海外时,反而被掮客们扒走了一半多,贪官狠,不如他们狠。

  所以,这种笨拙的洗钱方法,逐渐被更“高明”、“省钱”的手段所取代。

  这,正是“赵丹娜”们利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做的。赵丹娜这次利用过中银香港的户口,事实上,作为国有银行中海外业务最早最大的银行,中行不是第一次栽在“洗钱”中。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广东开平支行近5亿美元资金被盗,支行3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相继失踪。调查发现,被盗资金大多通过在香港、澳门乃至拉斯维加斯成套路的洗钱程序,相当一部分已经耗损在途中,余款打入了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

  还是通过香港。

  资本流动自由的香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大陆贪官飞奔海外的跳板。

  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59岁时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的董事长。上任不过一年多,他轻而易举地转走了公司账上仅存的几百万港元,然后在2001年5月,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事后有关部门的调查发现,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早在主政漯河期间,就开始了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斌在中央纪委、监督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近30年来,外逃贪官数量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据说,这500亿美元,有八成以上流向美国。

  到了今年6月28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与中国政府草签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中美签订的互惠协议,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金融账户信息,而作为回报,美国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此举被视为中国政府的新“反腐利器”。因为有了中美海外公民账户互换协议,如果发现贪腐犯罪,就由美国给中国提供的账户名单信息直接清查,能很快掌握犯罪线索与犯罪事实。

  当然,前提是监察部门能掌握官员的犯罪线索。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公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并且,中国早就建立了已经“严得不能再严”的资本管制制度,但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十年过去了,尽管政府一再强调“反洗钱”、“抓贪官裸官”甚至为此付出了资本跨境流动不方便的代价,但还是没能阻止资本在监管体系外流动的问题。“赵丹娜事件”再一次暴露了这些管制“管住了好人,却管不了坏人”的悖论,央视的报道更是将“资本管制—洗钱”、“普通移民—贪官外逃”的矛盾暴露在聚光灯下。

  因为资本永不眠,管制只会抬高壁垒,但各方还是各取所需。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个是好人,哪笔钱是“干净”的,总有人,能帮你把“案底洗白”。

  有的官员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持有的外汇,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各地在海外的不少“窗口公司”,实际上有的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了富翁,成为“投资移民”。

  国内企业一度掀起的对外投资热潮中,一些国企的老总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在境外投巨资,再通过各种渠道,将投资转变为私人财产,在海外置业,并且拿到了绿卡。

  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普通的中产乃至小康家庭的人们,也在选择移民海外,也需要将资金安全地转到海外时,这股曾经的涓涓细流已经汇集成“滔滔江水”,相关的业务,应运而生不足为奇。“现在办移民的非常多,现在北京房价这么高,卖套房子就能移民了”。

  当越来越多的平民开始寻求中介逃离一个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利用权力转移资产到海外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所以,无论中行的该项业务合法合规与否,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信号才是警钟。

  (综合央视网、经济参考报、南方都市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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