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者”戴耀廷

摘要:与已经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梁振英版普选方案不同,戴耀廷等香港泛民主派所提方案是绕开提名委员会的普选,他们的要求集中在由民众或政党直接提出候选人,实行一人一票。面对难以实现这一诉求的现实,戴耀廷等人不断倡议“占领中环”以示抗议。

8月17日香港“反占中”游行
8月17日香港“反占中”游行

  不同于“太阳花学运”中的台大学生领袖林飞帆,香港大学的戴耀廷副教授并没有鲜艳的绿色风衣和黄色皮鞋,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发起占领中环行动中的咄咄之势。

  2013年1月,以戴耀廷为代表的等人发起“占中”倡议,借此来反对香港特首普选中的带有筛选性质的提名机制。中环作为香港的政治及商业中心,一度成为街头抗议活动的中心。

  香港自1841年开埠以来,除了二战期间短暂落于日本之手以外,经历了港英28任总督和4届特首时期。长期殖民地的特殊身份和显著的经济自由港地位,伴随着香港制度民主化的进程,不断滋生出多元声音。

  争议普选“提名权”

  8月31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决定的关键性细节在于,对于2017年特首普选,首先需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由其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再由500万符合资格的香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最后中央政府予以任命确定。

  这一套流程与现任特首梁振英7月份提交的香港政改方案基本一致。而与梁振英版方案不同,戴耀廷等香港“泛民主派”所提方案是绕开提名委员会的普选,他们的要求集中在由民众或政党直接提出候选人,实行一人一票。但显然,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态度,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

  提名委员会何以如此重要?

  按照现行的香港特首产生办法,行政长官由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该选举委员会目前共1200人,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界,以及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代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四大界别组成,每一界别300人。2017年之后,新的提名委员会就应该会从现行的选举委员会过渡而成。

  其实在1990年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对于行政长官普选采取什么方式、怎么提名,就有过几十种方案,这其中就包括了公民提名、政党提名、议员提名等方式。但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的时候,第45条第二款确定,行政长官的普选是要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来提名。

  而这,恰恰成为戴耀廷等反对派不满的口实。

  贫富悬殊者的选票

  香港社会当前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社会福利难以全面覆盖。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刘山鹰认为,上述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提名的特首候选人如果偏向于精英人士,那么是在政治上更加固化这样的社会现状,难以起到调节社会利益结构、调和社会阶层矛盾心态的作用。泛民主派提出“公民提名”的口号,并且能获得一定比例港人的支持,说明了这项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那么对这些候选人来讲,是争取富人,还是争夺穷人?

  分歧必然存在。暂且抛开特首选举,单就香港立法会而言(因特首选举禁止特首拥有政党背景),以民主党为首的泛民主派阵营,要求“全面直选”就是其争夺中下层选民的利器。而民建联等爱国爱港派必将加以抵制。此外,以自由党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工商界的支持下也在不断发展。日益复杂多元的政治形势,可能会引起香港社会严重的分化。

  这一幕,其实在以往的香港特首执政时期就似曾相识。面对香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英国当局撤退时期,香港政府曾把大量的资源用于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方面。但政策的反复导致工商集团和中下层居民均生出不满,从而也使得局面颇为被动。2017年普选之后,如何处理这其中的矛盾,维持社会不至于过度撕裂,是候选人们需要回答的棘手难题。

  个人以为,不同于台湾蒋经国末期开放党禁,香港事实上的不允许发展政党政治,就令其不具备台湾那样搞街头选举和游行政治的现实条件。当前的2017年普选版本,这是中央可以折衷接受的最终方案。

  普选之后,香港经济未必衰落

  目前,香港经济的年度增长率为2%左右。有分析认为到2022年前后,内地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的经济总量都有望和香港相当,香港可能沦为一个二线城市。但GDP增长速度和总量未必是区分几线城市的可靠标准。对于早已迈入发达地区行列的香港而言,如何保证普选之后继续维持一定的特殊性,才是个微妙的问题。

  特殊性表现在政策上,也表现在区位上。地理区位上的失落之感香港早已品尝。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当时从印度运至中国的鸦片有3/4是经香港转销的。但《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五口通商,香港的经济地位曾受到严重打击。不过独具地理位置优势的香港,最终又将它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政策方面,内地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以及金融改革等逐渐深化,可能会削减香港在自由度方面的优势。但短期内,和香港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世界银行去年公布的《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根据纳税、雇佣员工、跨国贸易等多项指标综合评定来看,香港仍然高居第二,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过去的170年间,香港经济已经经历了从转口贸易到工业化,再到服务业的几次转型。政务司前司长唐英年近期表示,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金融为首的服务业对香港来说将最为重要。内地第三产业的规模越大,香港的机会也会越多。

  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讲,香港更是一面旗帜,没有必要自毁长城。普选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应该仍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作者:郭儒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