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门徒

摘要:当让·梯若尔教授喜获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一个中国学生拒接了搜狐财经的电话。他没能复制老师的成功,反而身陷囹圄。行政垄断下,无处不在的“官方身份”,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获益的同时,也稍不留神就跌入深渊。背负着“官方身份”的张昕竹,两次“复制”老师成功未果,最终在老师风光的夜晚,沉默了事。

让·梯若尔

  当让·梯若尔(Jean Tirole)教授喜获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全中国的媒体都希望能从他的一个“学生”那里了解到对这位老师的评价。只是,那位“学生”此刻,整身陷囹圄,拒接了搜狐财经的电话。

  那就是张昕竹,他身处高通反垄断案漩涡,曾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他,“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坊间传言他“收受高通公司600万咨询费为高通出具了有利的报告”,发改委反垄断局更是建议其单位开除他,张昕竹极力否认传闻,给记者回复“舆论环境太恶劣,还是先保持沉默吧。”

  张昕竹1997年获法国图鲁兹大学经济学博士,1995年起,曾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做访问学者。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由让·拉丰教授创立,他与让·梯若尔是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如果让·拉丰教授没有于2004年5月1日逝世,那么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可能就是让·拉丰与让·梯若尔分享,张昕竹正是让·拉丰教授教出的第一个中国博士。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求学多年,让·梯若尔教授也教过、指导过张昕竹。

  然而,就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让·梯若尔教授获奖时,张昕竹再次选择了沉默。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和让·拉丰一样,让·梯若尔与中国颇为结缘,来中国多次讲学。今年6月10日,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国际研讨会”上,让·梯若尔以《监管改革能否提高银行安全性?》发表演讲。恰合的是,张昕竹曾有机会参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那是1998年,张昕竹在法国一切安好,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找到他,希望他能回来,建设中国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

  “如果你能成功,那么就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架构之父’!”用张昕竹的话来说,周小川给他画了一个饼,引诱他放弃了安定的国外生活,回国发展。

  可是在位于北京金融街的中国建设银行总部,张昕竹只呆了三天,便走了。这一走,埋下了以后故事的所有伏笔。

  让·梯若尔并未专门研究过中国,但在2005年接受人民网采访时,他也曾对中国改革给出过多项建议:

  1、中国股市涨不起来是因为国有企业太多“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性都很强,价格变化很大,投资总是有风险的。我想有一种可能性,不知是否正确,即在当前阶段,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问题,还不是很完善。小股民担心投入公司的股票可能得不到回报,这样股市就不会很强劲。另一方面,股票市场还有很多国有企业,你们称之为国有股。只要这些股票国家控制,就可能总有缺陷,股东得不到红利。这也是股市低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对中国而言,就是银行系统,中国政府不断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国有企业和银行关系密切,只要银行不是很强大,由于政治原因,他们主要不是贷款给好的借款者,而是不良的借款者。因此银行体系也有待改革。”

  2、“今天下午知道中国跨省之间的贸易互相征税我很吃惊。中国对外竞争做得很好,但内部相互征税不是好事,应该提倡自由贸易。”

  3、改革适宜在经济高涨的时候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改革,工人失业后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而在萧条时期改革很难开展。

  他曾说:“中国一定不要重演别国的失误。”

  中国或许没有重演别国的失误,但中国事务之复杂,却的确是让·梯若尔所不能想象的。

  “师徒殊果”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宣称让·梯若尔的获奖是为了表彰其“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

  让·梯若尔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颇多,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等等,但核心还是围绕着机制设计和监管垄断,并与让·拉丰教授开创了“图卢兹学派”,该学派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并且注重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为此,该学派经常从事一些应用性研究,如法国电信、电力、能源、环境和交通等领域的课题。在上述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对许多现实问题的本质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认为,造成上述垄断行业的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激励机制的扭曲。由于这些行业大量存在着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问题,引入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机制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激励问题。因而经济学家们必须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政府部门设计一套激励可行的机制。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引入或者开放竞争并不能解决垄断行业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是需要设计出一套激励机制,让垄断企业接受激励,提高效率。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多几头狼没用,倒不如设计如何投放羊,让狼变成狼狗”。

  让·雅克·拉丰和让·梯若尔研究电信业多年,其中,拉丰教授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工作, 并担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电信改革的顾问。合著有《电信竞争》一书,为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一个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秉承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学政并举”的理念,在让·拉丰教授那里获博士学位后,张昕竹回国成立了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用从让·拉丰教授、让·梯若尔教授那里学到的理论,参与中国实践。

  张昕竹首先参与的电信业改革,他的老师们曾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工作,张昕竹或许想复制老师们的成功。但遗憾的是,他失败了。

  2003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网间结算费用进行成本测算。项目由中外双方共同负责,中方负责人就是张昕竹,对应的外方负责人是有“电信成本”设计大师之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杰瑞·豪斯曼教授。为了体现公平原则,专家组没有考虑让电信领域的机构和个人参与。

  在张昕竹带领的小组研究成本时,运营商、学术界也掀起了测算互联互通成本的风潮。张昕竹在综合权衡之后,采取了国际通行的经济成本模式,即以长期增量成本加上一定比例的公共成本分摊。

  张昕竹的方案甫一拿出,就遭到了各方的质疑,认为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只考虑到了效率,没有考虑到公平。张昕竹被抛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各方的压力下,张昕竹的方案搁浅,最终未被采用。

  “官方身份”

  发改委反垄断局许昆林曾表示“高通公司聘任张昕竹应答反垄断查询拜访的全数报答是140万美元,后者单位确认已收到7.7万美元。”

  “拿人钱帮外国垄断公司说话”,张昕竹因此陷入千夫所指。新华社更是刊发了一篇题为“决不能让某些专家浑水摸鱼、吃里扒外”的社论。央媒的定调,让张昕竹感叹“舆论环境太恶劣。”

  张昕竹曾辩解称,自己的行为并不违反工作规定,亦不涉及利益。“我当时担任专家咨询组成员时,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说不能给企业做咨询。发改委对高通发起反垄断调查时,相关机构并未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没有利益冲突。”

  张昕竹的看法或许源于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的求学经历。因为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经费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给公司做商业咨询和建议。他的老师们也曾帮垄断企业打过官司。

  那是一场被称为“世纪大案”的反垄断官司。1998年5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公司在软件业实行垄断,同年10月19日微软垄断案正式开始审理。1999年11月5日,杰克逊法官通过调查发现微软在其视窗操作系统的推广过程中实施了侵害消费者、计算机制造商和其他一些公司利益的垄断行为,认为微软有违反反托拉斯法,并试图拆分微软。

  从1999 年起,让·拉丰和让·梯若尔应邀担任了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他们的研究报告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支持。

  但张昕竹再次没能复制老师的成功。他曾说“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不同于他的两位老师,张昕竹当时的身份颇为敏感。张昕竹当时的身份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是中国反垄断法律法规执法诸事务的智囊,颇有官方色彩。

  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第三章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了:“维护专家咨询组的声誉,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这里的“不得从事与专家咨询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正是指的不得给正在接受调查的公司做任何倾向性的、结论性的咨询。

  即使当时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是发改委反垄断局,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作为发改委反垄断局的上级指导机构,在理论上,美国高通公司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是存在利益冲突的。

  张昕竹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身份。如果他没有一个身份,那么,他给高通公司的报告并不触及纪律处罚。

  事实上,高通公司同样是看中了他的这一身份,高通总裁第二次见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的时候,给了他一份演讲。演讲里有三份专家学者写的演讲,高通总裁特地提示许昆林要阅读“社科院钻研员兼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员会专家征询组张昕竹写的一篇演讲。”

  因为身份的敏感,张昕竹的“惨败”与老师们当年的“胜利”,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两种结局。

  “复杂的博弈”

  这不是张昕竹第一次跟发改委反垄断“交手”。让·拉丰、让·梯若尔研究多个领域,应用多个产业,但张昕竹似乎专注于研究电信行业。

  2011年发改委开始电信业反垄断调查,主要集中在联通和电信是否利用自身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行为。具体地,就是两家公司针对对方,以及广电的有线和中国移动的铁通等竞争对手实行宽带接入的“区别价格”,造成这些客户或高价购买流量,或通过其他二级运营商以三级运营商的身份购买流量,并称若反垄断事实成立,将对上述两家公司处以遭到数亿到数十亿的罚款。

  张昕竹曾对发改委反垄断局在央视曝光的行为有异议。他在《电信业如何反垄断?》中写道:“滥用市场地位的判定需要很高的证据标准,也正因为如此,相比并购和垄断协议而言,滥用支配地位的案子在实际中很难判定,或者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定的作用非常有限。”

  在那场争论中,张昕竹给出的建议是:“要解决电信业的产权结构。应该说,目前为止的所有电信改革,都还没有在根本上触及产权制度。坚持这种改革路径秉承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市场竞争可以提供改进行业绩效所需要的主要制度源泉。”

  在经济世界中,企业的行为颇为复杂。相比起当年的电信业垄断案,高通垄断案则更为复杂。高通依赖核心专利,把持了整个手机芯片产业。手机应用基带芯片(负责无线通信功能的核心芯片)一年的全球产值在160亿美元至190亿美元之间,高通就占据了其中50%以上的份额。而手机CPU领域,曾有诸多厂商:高通、德州仪器、英伟达、联发科,现在也有高通、英伟达、联发科、华为等厂商,高通也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高通的厉害之处不在于控制着基带芯片,而在于专利。因为专利法保护,高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收取高额专利授权费——任何一个只要生产手机基站、手机的公司,只要有涉及到高通的技术,都得给它交专利费。而且专利费不菲:比如说,高通的方式是,只生产芯片,芯片如果只卖10美元,把芯片用在iPhone里面,最终手机卖出了600美元,那么需要支付整个iPhone的5%作为专利费。即便苹果手机还包括屏幕、摄像头、内存、GPS等其他功能。

  这也是高通被反垄断调查在业界得不到同情的原因。高通的这种商业模式比微软当年的“捆绑销售”更招业内不满。

  所以,正是专利保护法,让高通有了通吃产业链的“尚方宝剑”,也正是这种“激励”,让处于垄断地位的高通有恃无恐。

  而解决这个问题,远不是反垄断调查能解决的。正如打败微软的不是联邦法官们,而是自由竞争下的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推动崛起的谷歌、苹果。

  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让·梯若尔的获奖理由曾说“提出政府要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客观中立性等问题,更好地做好规范者的角色,并对一些重要行业如电信业、银行业等提出了具体的管制建议和措施。”

  但显然,很多时候,正是政府的法律法规,“激励”了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在中国,更是行政法规以及“玻璃门”赋予的行政垄断特权,让垄断国企们有恃无恐。而这些,反垄断调查更解决不了。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自会有市场竞争的“颠覆性创新”破坏,但行政垄断则无法撼动。

  行政垄断下,无处不在的“官方身份”,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获益的同时,也稍不留神就跌入深渊。背负着“官方身份”的张昕竹,两次“复制”老师成功未果,最终在老师风光的夜晚,沉默了事。

  (综合人民网、第一财经日报、财新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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