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利己主义”盛行中国

摘要:45岁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因为写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而为国人熟知。在中国,他喜欢被人叫做何伟。11月29日,我们将举办以“寻路中国——告别狂飙突进的时代”为主题的2014搜狐财经峰会,众多经济学家企业家将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辨。在此之前,搜狐财经特做了对何伟的长篇访谈,以期先从一个外国记者和作家的独特视角,来向读者展示他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思考。

 作者:郭儒逸

    导读:45岁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因为写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而渐为国人熟知。在他的笔下,一个1996年至2007年的中国社会跃然纸上。在中国,他喜欢被人叫做何伟。

  何伟曾是《纽约客》驻京记者,也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撰稿人。这几本描写中国的书,使他成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何伟在回复搜狐财经的采访邮件中写道,其实自己阅读中文文字的速度非常慢,看那些长文章和书籍的时候更是如此。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对中国社会进行极其细腻的观察,并且写出了很多中国人都选择熟视无睹的东西。

  何伟的作品,以非虚构写作见长。在他的描写中,少有宏大的议论,更多的是在长期的采访和实地观察之后,用一种冷静的笔调客观描绘出现实的图景。他说,自己只是一个观察者,可能会有其他人去解决他写到的那些问题。关于中国那几本书的写作手法,正是如此。

  何伟也是一名习惯“漂泊”和喜欢自由的作家。在《寻路中国》中,他写到自己原来的一个梦想就是开着车,沿着长城横穿中国,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不过前几天在回复我消息的时候,他又兴奋地摆出了几张他和华裔妻子漫游埃及金字塔和红海海岸的照片。这种散漫和自由,似乎总能带给何伟下笔千言时的某种灵感。

   11月29日,搜狐财经将举办以“寻路中国——告别狂飙突进的时代”为主题的2014搜狐财经峰会,众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将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辨。在此之前,搜狐财经特做了对何伟的长篇访谈,以期先从一个外国记者和作家的独特视角,来向读者展示他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思考。

在尼罗河畔的拉美西斯法老雕像处

    埃及动荡局势下的生活,和中国完全不同

  1、 在埃及的生活感受如何?

  在埃及开罗生活并不容易,对我来说充满挑战性。整个夏天期间,我居住的地方经常断电。而且,过去一些政治事件不断引发暴力行为和冲突,有时候甚至会带来危险。在今年1月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我的脚上就有两处骨折。这一点,和在中国生活完全不同。

  当然,埃及和中国的不同之处还有很多——这难以尽述。在中国,同过去相比,经济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但是政治方面的变化并不多见。在埃及却是相反,我看到了政治生活领域的很多变化,但是经济方面除了变得更糟之外——我并没有感觉到和过去明显的不同。民众的日常生活方面,亦是如此。

  埃及的政府机构看上去比较软弱,以至于人们都不会去注意究竟是谁在掌权。这一点,与中国的差异非常明显。

  中国政府是相当强势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它。事情在政府手里总会很快得以实施和解决。在中国,政权结构存在于每一个阶层。如果你去三岔村(位于北京怀柔山区),这个小村庄在我的《寻路中国》中曾经提到过,在当地可以找到不少的党员。但当我来到埃及的乡村,那里甚至都没有像样的政治机构。那里没有穆斯林兄弟会,没有国家民主党——什么都没有。部落体系还存在于那里,事实上似乎都感觉不到任何现代社会的影子。那里的政治生活仍然充满了个人色彩,丝毫没有建立系统性的制度。

  2、埃及在过去一段时间局势动荡,这会给你带来某些创作素材和灵感吗?

  作为一个作家,我了解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不得不一直保持学习新东西的习惯。我尝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而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这些都没有过。现在我主要在忙于一本书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我渴望能尽早把它写出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观察埃及的这一时期使人清醒。这里已经有了太多不必要的暴力,很多无辜的民众因此受伤、被囚禁、甚至丧命。和中国相比,这是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中国,我从未感觉到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充满悲观。尽管中国也存在很多问题——这可能正是不能令你满意的所在,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一点在他们的教育和观念方面表现地尤为明显。这些都令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乐观。但这一切,在埃及却难以有切身的感触。

  对埃及的短期未来,我并不乐观。但长期来看,我认为局势会有所好转。埃及的民众还是很不错的,同时这个国家有很强烈的认同感。因此,埃及不会像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沉沦,只是现在它的潜力都被浪费掉了。

  3、 在埃及有什么具体的写作计划?

  目前,我正在完成一些杂志故事的写作,这些也和我新书的最后一部分有关。完成这些之后,明年秋天我会开始动笔写作新书。新书主要会包括这些内容:后革命时代的埃及政治、开罗的日常生活以及上埃及地区的考古活动。这本书和我写中国的第二本书《甲骨文》有点类似。就意义而言,我觉得自己正在审视和揣摩“过去和现在”的关联奥义所在。

  中国的有趣,改变了我的写作“理想”

  4、你钟情于写作“非虚构”题材的作品,那么怎么看待虚构的小说写作?

  其实在我写作生涯的开端,我想过要成为一名小说家。在上大学期间,我就学习虚构手法的写作——事实上,这恰恰是我的专业。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一部短篇小说的合集,其中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与此同时,我也在约翰•麦克菲的课堂上尝试非虚构题材的写作。约翰•麦克菲告诉我,一个写作非虚构题材的作家,完全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展现创造性的技巧和手法。

  在我20多岁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并不清楚应该选择哪个作为写作方向。事实上,当我刚来中国涪陵的时候,我还是倾向于虚构题材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不觉之中我喜欢上了非虚构的写作。完成这个转变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发现中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因此我无需费力去积累写作的素材。对我自己而言,这个转变也更加符合我的个性。我喜欢到处去调查研究和进行采访,我也喜欢由于真实素材的缺乏而导致的对我创作故事所带来的那种挑战。

  能够完成这个转变,我感觉十分幸运。因为我知道,如果自己还沉溺于对虚构题材的写作,我的作品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

  5、以后你会尝试写它们吗?

  我现在还没有写虚构作品的打算。但事情总会变化,我也并没有给自己定下一条不准涉足这一领域的规矩。但我的感觉告诉我,我还是会倾向于非虚构作品的写作。

吉萨城红色金字塔的入口
吉萨城红色金字塔的入口(何伟和他的华裔妻子)

  花100天去写一个故事,我庆幸自己能够做到

  6、在《寻路中国》这本书中,你对自己的写作技巧和意象表达都很满意,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写?

  这是我在中国写的最后一本书。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年之后,我才动笔完成了它。在这期间,我做了8年的记者。因此在那个阶段,我经历了很多,同时也有很多的感触。为了完成这本书最后的“工厂”那部分内容,我进行了一段很紧张的采访。通过采访,去了解真实的工厂工人、小老板、企业家——总之是各色各样的人等。还有,土地是如何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流转,工厂的利润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这些我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研究。我觉得这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在中国所做的最好的采访写作。我在那十年历程当中所学到的所有技巧和手法,都在这其中得以展现。

  在很多写作当中,当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寻路中国》的内容,我都在一个长时间的跨度里反复对具体的人和地方进行过考察。比如《寻路中国》中描写工厂的那一部分,我就到访过浙江的小城丽水,并呆了差不多两年多时间。当你真正深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里的人就会变得对你相当友好,你也就容易看到和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当然这会花费很多的时间。

  为了给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投稿,我在丽水前后花了100多天,这还不包括花在旅途中的时间。这对于写作一个故事来讲,显然太长了。但我知道这些材料都可以写进我的书里,而且对我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大有裨益。

  7、你怎么看待《寻路中国》书中的那个中国社会?

  其实中国社会当前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而我对其中的很多方面都充满敬意。比如中国人的奉献和自信,以及灵活性还有实用主义。人们看上去都坚韧不拔,并且不惧风险。很多人从家乡迁往遥远的别处,也许他们没有显赫的教育背景,但是他们工作非常努力,总是在不停地学习新东西,以此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斗的人们,我觉得值得敬佩。

  当然硬币总有两面。在我看来,中国社会里的竞争太过激烈,以至于有些残酷。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其他东西。这有些类似于利己主义的盛行。固然,一些消极的东西并非今日才存在。正如鲁迅先生所描写的那样,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了有很多看客的身影,他们对事不关己的事情往往漠不关心。而现在激烈的竞争,似乎使得这个趋势变得更糟。

  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特质是野蛮的。我理解这些阴暗面,这是中国正在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尽管需要很长时间,但我对中国社会最终会克服这些缺点充满希望。

  8、很多中国读者觉得你写出了他们从未注意过的中国,你认为中国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如何?

  对于中国的文学世界,我知之不多。你知道,同英语相比,我看中文的速度太慢了,那些长的中文文章和书籍更是令人头疼。但我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非虚构领域的写作在中国正慢慢变得为人所知起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也最简单,那就是时间。很多外国记者很难花100天的时间去写一则报道或一个故事。中国的记者也难以做到这点。

  我很庆幸,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工作,他们都支持这样长时间的选题写作。另外,我的第一本书销路不错,这也给了我财力上的很大支持。因此,我能像一个研究员一样,在喜欢的选题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使得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细节。

  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这么地重要。但时间又是一个奢侈品,我觉得很多中国作家都有时间上的紧迫感——他们为了高产。

上埃及的明亚省城外
在上埃及的明亚省城外

  我是一个观察者,但并不亲近政治

  9、中国的乡村社会给你的最大感触是什么?

  我很欣赏生活在中国乡村的人们的那种平和心态。这种心态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我暂居涪陵之前,我总是很容易变得情绪化,有时候甚至极易动怒——总之就是难以安静下来。但在涪陵的生活教会了我去改变这些。可能之前我的压力很大,但在涪陵,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需要学得更耐心一点。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当地人们的这种心态。在《寻路中国》的第二节中,一个叫魏嘉的男孩生病了,他的父亲和我努力把他送到医院。你能看出来,自始至终,他的父母都很镇定。而美国的父母则会表现地完全不同。

  在《奇石》这本书中,也有类似上面的情节。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看一场奥运摔跤比赛,我身旁的位子上坐着一位农民父亲。他的儿子正在为了一枚金牌而拼搏。在同样的场合中,当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比赛的时候,他的母亲经常会跳起来并且大喊大叫。但这位老农民,从始至终都很安静,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人们的这种性格改变了我很多。在埃及,这对我很有帮助。在这里,经常会遇见形势紧张的状况,在那种情形下我都尽量使自己保持镇定。埃及的人们总是处在高压之下,但我很庆幸自己能很好地调节。这一点,埃及人可以从中国农民的身上学到很多。

  10、关于中国,你的作品中少有评判性的文字,很多都是基本的白描和客观的叙述。这会更有助于揭示问题吗?

  我是一个观察者,我的工作并不是解决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情况下,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外国人应该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自己跑去告诉人们如何去做是不恰当的。相反,如果我能通过细致入微地观察,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并且充满悲悯之心——这可能会更有帮助。我相信这也能使我的读者更加充满希望。

  事实上,我的秉性告诉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亲近政治的人。我对于施加控制和影响去解决一个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我也很清楚,我并不是那种可以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或者涉足激进主义的人。当然,并不是说这些行为不重要——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但社会也需要有些人去扮演另外的角色。

  我总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我的长处并非涉足政治运动,而是去真实地描写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如果有幸,也许终会有人看到我写的东西,而他们则会去解决那些笔下写到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并非一个“病态”社会

  11、你曾说“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多糟糕,因为很多人一上路就不清楚何去何从。”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是这样吗?

  我在书中写到了开车上路的情节,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中国长途开车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还很新颖,路线则总是不够清楚,并且司机往往技术并不过硬。开车上路的人们似乎始终被一种冒险的情愫包围,这使得他们容易兴奋。但路的前方也可能会出现混乱,甚至危险。司机们经常会迷路。这些现象同样会反应在社会当中。当我在书中描写一个刚上手的中国司机时,我希望读者能明白,其实我也是在描写那些正在经历深刻社会变革的普通人们。

  12、中国是一个盛产口号和标语的国家,怎么看待这个特殊的现象?

  当然,这在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字和书法经常会被用于艺术和装饰,这一点和阿拉伯人有点类似。但中国的政治口号却有着鲜明的个性,这取决于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而在多党派国家,你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对很多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标志。

  13、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你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了西部地区的贫困和凋敝。你是否喜欢描写这样的反差?

  让读者明白中国并不只是北京和上海,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美国流行一个很普遍的观点,那就是中国正在接掌这个世界——但我觉得这对来自中国不发达地区的人来讲,肯定会感到十分惊讶。中国人也明白,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花费一些时间也是很值得的。

  14、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存在病态吗,有什么建议?

  我不会把这描述为“病态”,因为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中国在过去是曾经很健康的。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如果我们回顾过去150年中国的任何一个阶段,会发现都有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现在的时期是要好于其他阶段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现在的发展阶段称之为“复苏”。这个复苏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可能都会变得更好。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一个显著的成功标志——如果考虑到毛时代之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但是其他领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认为很多中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会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15、未来还有没有再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打算?还会不会再把这个国度写进书里?

  我和我的中国妻子经常打算重返中国,当然是在埃及的生活结束之后,这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距离我离开中国就差不多有十年了。我觉得我会有新的视角和观点,中国也会继续改变它在我记忆中的模样。

  其实我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我在埃及遇到了很多中国移民,现在我正在动笔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我很期待能继续写作关于中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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