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下的原罪让山西富豪集体陨落

  从历史进程看,无论是温州民营企业还是山西民营企业,作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经营群体,这些企业的集体陨落似乎意味着体制转轨下的暴利时代的终结。这些企业家得益于抓住了区域性的体制转轨机遇而快速扩张,最终又在体制改革进程中被抛弃。

  作者:马燃

  2013年以来,山西富豪似乎面临着集体陨落的危险。截止2014年4月初,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的22位山西富豪中,已有7位富豪陷入困境,而未来的前景依然不乐观。

  这些富豪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家,大部分来自于有着山西“富豪生产线”之称的传统支柱行业——煤炭、焦化、冶金,而遭遇的麻烦也大同小异,或遭遇资金危机,或被互保链牵连,或事涉涉腐官员,甚至被调查。

  虽然得益于山西煤炭资源体制改革的机遇,但是资源性行业的投资开发特点(开发建设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决定了,这些企业家难以通过自身短时间的资本积累,实现快速的发展。在暴利的诱惑下,大部分企业选择了高负债经营方式,通过联保、互保等抱团的方式融资,寻求自身规模的快速扩张。

  在资源价格看涨的情况下,这些企业能够通过资源品的暴利,轻松覆盖快速扩张导致的债务利息支出。但是一旦资源价格下跌,这些企业就面临着巨量的债务负担。而2013年资源品价格甚至跌到了企业的盈亏平衡价以下,最终导致了这些高负债企业被债务压垮。

  以整个煤炭行业为例,2013年煤炭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达到了64.0%,比2012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以利息支出为主的财务费用更是上升了23.2%。而同期整个煤炭行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3.2%,利润总额更是大幅下降了33.3%。这只是整个行业发展的缩影,而山西煤炭行业情况更糟糕。

  从历史发展看,现今山西民营企业家的集体陨落仿佛如历史的翻版。在第一轮改革大潮中,诞生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例如南德集团的牟其中、德隆系的唐万新等。但是,伴随着企业的快速膨胀,最终都因为过度负债而失败,个人更是身陷囹圄。这些民营企业家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却最终又被时代所抛弃。

  将那个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发展轨迹,投射到如今的山西民营企业家身上,就会发现,我们很难将山西富豪的陨落归结为个人的穷奢极欲(即使如山西联盛的邢利斌,7000万相对于联盛集团500亿元的资产额,犹如九牛一毛)。除去与贪腐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山西民营企业家仿佛集体陷入了冯仑所言的“原罪”之中。

  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冯仑对体制转轨下的中国民营企业所谓的“原罪”,有过简洁而精彩的论述:民营企业家往往在下海的时候没有钱去投资,没钱投资就得借钱,所以任何一个民营企业没钱去投资的时候,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错的,从第一天开始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就超过百分之百,这个财务上的结构就导致了后边所有的问题。

  而陷入“原罪”之中的显然不止山西民营企业,之前的温州民营企业,同样也逃脱不了“原罪说”的“魔咒”。从冯仑的“原罪说”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山西富豪的集体陨落: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得益于抓住了区域性的体制转轨机遇而快速扩张,最终又在体制改革进程中被抛弃。

  从历史进程看,无论是温州民营企业还是山西民营企业,作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经营群体,这些企业的集体陨落似乎意味着体制转轨下的暴利时代的终结。而今后的民营企业要实现规模快速的扩张,必须向现代商业体制靠拢,寻求企业自身经营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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