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见媒体因队伍不好带了

  既然任正非已经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向华为内部喊话了,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去见媒体?因为队伍不好带了。在采访中他也很坦率地承认,“其实我们很多员工都不听我们的,包括高级干部,他们常常不看公司的文件夹,而是从互联网上吸取能量”。

  作者:冀勇庆

  6月1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破天荒地第一次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而在老冀看来,任正非其实深谙传播之道,而且特别擅长反其道而行之。之前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他的内部讲话,这些“不小心”流传出来的讲话,很大程度上是给外部人看的。

  从这个角度推理的话,任正非这次出来见媒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向华为内部喊话。对于这一点,其实他自己也毫不讳言。前一段时间,华为在多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很奇怪的整版广告,广告上只有一个人,是光脚讲课的院士李小文,广告语也只有一句:“华为坚持什么精神?就是真心向李小文学习”。在这次中国媒体的采访中任正非明确表示,其实“做个广告也是给员工看的,目的是希望华为人能够继续踏踏实实地做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

  既然已经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向华为内部喊话了,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去见媒体,要知道,任正非这可是第一次。老冀认为,这是因为任正非希望他这次传递的信号更强烈。为什么需要更强烈呢?因为队伍不好带了。在采访中他也很坦率地承认,“其实我们很多员工都不听我们的,包括高级干部,他们常常不看公司的文件夹,而是从互联网上吸取能量”。

  在老冀看来,过去27年华为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人才上的成功。在华为还很小的时候,任正非就广纳贤才,对人才极端重视,给人才极高的待遇。当然,过去的电信行业也确实属于“高、大、上”行业,华为给得起这个待遇。老冀印象最深的就是2000年左右,华为已经能够将北邮的毕业生整班整班地收至麾下。

  在招大学生的时候,华为喜欢招收那些家境一般的寒门子弟。每位大学生在加入华为的时候,都要经过将近半年的培训,给他们讲华为的文化和价值观。上岗之后还会给他配备一名导师,继续灌输华为的企业精神。在过去十年的采访过程中,老冀接触到了很多典型的华为人,他们极端地爱自己的企业,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企业说三道四,老冀经常会因为多说了几句,就被他们骂得头破血流。

  这不禁让老冀想起来曾国藩,想起来他带领的湘军,当年也只招收面相忠厚、手上有茧的农民,然后给他们灌输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这样一支队伍怎么能没有战斗力?正是湘军最终剿灭了肆掠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不过,在攻占了南京的时候,湘军已经开始变质。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领的队伍进城之后就大肆抢劫,湘军将领们纷纷将抢来的金银财宝搬到家里。此后湘军渐渐衰落,被李鸿章创办的淮军取而代之。

  华为现在内部所处的状况,恐怕与当年湘军攻占南京时的状况有一点相似。去年,华为的营业额超过了爱立信成为行业老大,上上下下已经滋生了骄娇二气,一些华为人已经不把任何公司放在眼里了。即使是任正非自己,也在公开场合喊出了要超越思科、超越谷歌的口号。

  但是,正如湘军能够战胜太平天国却不可能战胜洋枪队一样,如今的华为也面临着一股强大的外部势力的冲击,它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来了,它一方面冲击着华为原有的业务,更厉害的是冲击了华为的人心。

  这种强烈的冲击,其实在2000年左右左右就发生过一次。在第一波互联网高潮的时候,华为高管李一男、黄耀旭等人选择了离开华为去创业,这给当时的华为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此后,任正非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扼杀了李一男创办的港湾等公司,才得以稳定住军心。

  如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战线越来越长的华为,已经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封杀那些华为人的创业公司了,越来越多的华为人也聪明地选择了华为业务的边缘地带去创业,他们创办的公司有些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例如,前华为高管郑树生创办的迪普、宇视、宏杉三家公司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徐国祥的百分百公司也已经获得了百度的注资,卓日克的“老虎宝典”也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本地生活App之一。

  还有更多的华为人被互联网公司延至帐下,他们既通晓跨国公司的流程和管理,还有国际化的经验,更懂得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显然比那些只在跨国公司镀过金的“洋泾浜高管”要好使得多。于是,老冀看到了原华为副总裁胡勇正在帮助百度在海外冲锋陷阵,原华为终端CMO徐昕泉则加入京东负责海外事业部。

  大学生们也不再将华为作为自己就业的首选。老冀经常接到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咨询,询问毕业后是去华为还是去互联网公司。虽然老冀给他们的都是无倾向性的建议,不过最后却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奔向了互联网公司。这也很好理解:虽然单纯从待遇上来看华为并不比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逊色,但是更开放和自由的环境恐怕更适合这些个性张扬的“90后”们。

  面对这种局面,任正非自己也很无奈:“其实我们面临的现实,人才也在流失。哪个企业说要IPO,我们的人也会往那儿跑,我们也抵挡不住互联网企业招我们的人。”华为大幅度地提升待遇,行吗?显然不行,因为“我们做的是大平台,不可能激励少数人,需要激励的是十五万人,如果十五万人的待遇都提得很高,就要客户给很多钱,谁愿意给?”老冀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华为现在的困境,其实是“不断下滑的电信行业大环境,与人才不断上升的丰富多彩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恐怕是无解的。再加上华为非常独特的“虚拟受限权”制度,使得这个矛盾更加无解。

  老冀认为,不再吸引人才也不再有强凝聚力的华为,恐怕是任正非最担心的华为。而忧心忡忡的他,为华为开出了两剂药方。

  一剂是“中药”,任正非试图通过向员工们灌输各种艰苦奋斗的“李小文精神”,重新统一15万华为人的意志。另一剂是“西药”,任正非通过进一步提倡“蓝血十杰”,向西方管理要效益。

  不过在老冀看来,这两剂的效果恐怕有限。各种精神激励如果不能够与强大的物质激励相结合,至少与公司的光明前景结合起来,收到的效果都不会太好。咱们过去也经常提倡学习这个学习那个,最后的效果如何?大家都懂的。

  老冀认为,向西方管理要效益也没错,但是华为现在的学习对象恐怕也有些问题了。从1996年开始,华为很大程度上是以IBM为师,学习IBM的IPD、ISC、IFS、LTC,这些管理模式非常适用于大企业业务,适用于“集中-控制”型企业。而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些管理模式是否还都适用?恐怕也要打个问号。我们已经看到,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昔日的“蓝色巨人”IBM也正在转型,而这次转型的难度恐怕不亚于当年郭士纳上任后的那次。。

  如果说过去很多大公司的倒闭是由于管理不善的话,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大公司的倒下,恰恰却是由于管理太完善了,完善到了扼杀创造力的地步,例如我们看到的柯达、北电、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摩托罗拉还是著名的管理工具“六西格玛”的发明者呢。

  因此,老冀非常怀疑任正非这次通过媒体喊话的效果。作为中国最成功也最受景仰的企业家之一,任正非无疑是睿智的,但是他仍然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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