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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币应何去何从似乎永远值得争论。在2001年底时，我曾经指出要警惕针对人民币的“第二次阴谋”，即当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是第一次阴谋，而目前中国经济的相对稳健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性衰退所形成的鲜明反差，使得目前针对人民币形成“新广场协议”的外部压力趋升，这种看法曾被批评为诛心论；其后由于日元异乎寻常的贬值以及几十位日本的官员学者旁敲侧击地暗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我们再度约集了一些学者在《人民日报》以专栏的形式回应了对人民币的种种疑虑。 时隔一年，类似的场景重演了。 2002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中国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西方媒体在2002年底也广泛援引美国一些专家有关“中国正在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初，日本财相盐川在国会会议上指出，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币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并表示日本将在七国会议上，请求其他国家通过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外界对人民币的非难究竟集中在哪些方面？是否是真实的反映？ 一是流行性的对中国输出通缩的指责和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怀疑。关于中国能否输出通缩，这是个显而易见的常识问题，其一，中国的商品出口不过占全球的5%稍多而已，其中“华而不实”的出口，即加工贸易，目前占中国商品出口的55%以上。这部分所谓出口，其实也就是中国人赚取了一点加工费，代工产品输出到国外，最终产品定价和利润瓜分，和中国是无关的。去掉这一块打折扣的“出口”，中国真正的商品出口充其量能占全球出口的3%而已。认为区区3%能影响全球通缩，是不是有些太重视“中国因素”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其二，尽管廉价的中国造产品在国外超市中铺天盖地，但中国在输出大量产品的同时输入了大量产品，贸易顺差始终维持在一二百亿美元，物价同样低迷的中国是否可以抱怨因其进口的扩张而“输入”了通缩呢？何况中国输出的基本是附加值较低的民品，这给人以强烈的错觉，而在中高端的投资品方面，中国输出的产品极其有限。其三，依据同样的逻辑，日本似乎更适宜被称为输出通缩的罪魁祸首，中国改革开放24年，只有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三年是通缩，而日本显然在通货紧缩方面资历更“深厚”，日本通缩已经有了13年。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利用外资人均不过40美元，人均出口不过2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6%。中国的人均出口量大致相当于东亚主要出口经济体的3%—6%。日本商品之价廉物美，不是中国商品可以相匹敌的，在1990-2000年期间，日本的贸易顺差高达104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总和的13.5倍。全球贸易顺差最大攫取者的日本，一手用精良的“日本制造”堆砌着最为惊人的贸易顺差；另一手却在十余年来抹不去通缩的面具，为什么没有人将全球通缩归结为这样一个就输出通缩而言比“中国因素”更象“因素”的“因素”呢？依据所谓中国输出通缩，实际上是将中国在一些民用产品上的竞争力的上升，偷换为中国倚靠人民币低估进行汇率倾销，这显然是可笑的。 二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非全然真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储备在膨胀，2002年可能突破了2800亿美元，但这种信号是扭曲的。其一，在1995年之前，中国的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之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这样央行实际上扮演了外汇市场的最终出清者的角色，而包括银行、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外汇需求受到高度抑制，本应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主要都注入了官方储备这一块。明显的证据是，1994年，我国推出汇率并轨等外汇体制改革措施，当年外汇储备猛增304亿美元。1996年底，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达成经常项目可兑换，结果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7年，中国外汇储备竟增长了347亿美元。其二，中国国际收支也存在结构性的缺陷。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可能是30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和收益转移的逆差却可能高达100亿美元，结果经常项目的顺差仍然不过在200亿美元的水平；2002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是500亿美元，但金融账户却有高达250亿美元的逆差，结果资本项目的顺差不过在250亿美元。这还完全没有考虑中国外债统计口径和资本外逃测量方面的问题。因此以中国储备异乎寻常的增长来折射出人民币应该大幅度升值，可能是失当的。储备高企应该从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汇率形成机制是否灵活等多方面来考虑，甚至还应该考虑部分政府官员对外汇储备的强烈偏好，即所谓“马克鲁普夫人衣柜效应”， 当年的经济学者马克鲁普曾经讽刺当政者对储备的强烈偏好，就和其夫人永远不嫌其衣柜中的时装太多一样。 三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银行业的积弊，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可能大为缩减。中国银行业已经走到了危机重重的境地：其一，中国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实际已枯竭。根据高盛在2002年12月的报告，截止到2001年底，即使不考虑剥离资产管理公司中的不良资产，则四大国有银行已经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国有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6.1%，中国银行业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银行业全部贷款的4.9%。其二，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要对中国银行业进行注资，并使其恢复续存能力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高盛给出的乐观、中等和悲观三种方案中，重组中国银行业的成分分别占GDP的21%、44%和68%。可以预见的是，2007-2008年左右将是中国银行业整个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危险和敏感年份。当我们俯视中国银行业黑暗不良资产的深渊时，这个深渊也在冷峻地回望并可能吞噬我们。其三，中国不可能不注意到，在1985年9月，美国采取了“敲打日本”的重大战略，率 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广场饭店签订了“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以逼迫日元大幅度升值为手段抑制日本产品出口。此举很大程度上诱发了日本经济泡沫急剧膨胀，银行体系日渐恶化，日本经济的十年衰退。而中国目前的银行业， 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银行业恐怕并不见得更令人乐观。就人民币的对内币值而言，长周期的视角显然是能不能避免恶性贬值乃至被迫币值改革的问题，而不是其他。 至此，问题明了了，就人民币的汇率何去何从而言，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储备的增长，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那么人民币就会显得象火焰一样有炙手可热的升值表观；如果我们进而考虑储备的体制性虚增、资本外逃和银行坏账问题，那么人民币就显得象冰山一样有融化之虞。目前他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吁不说明人民币必须升值，而仅仅说明他国希望通过这样的呼吁和升值重新瓜分经济利益而已；目前中国要做的不是使人民币升值，而是集中精力解决不能不解决的银行业坏账问题和资本外逃问题，未来外汇管理方面需要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需要渐进地引导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过渡，需要更为灵活和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个进程中人民币对外如火焰、对内如冰山的矛盾，迫使汇率信号只能尽量以静制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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