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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四)
2003年8月6日13:17   [ 金心异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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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经济观察报网站论坛

  如果说“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制高点是唱衰珠三角的龙头城市香港的话,那么此一运动的最主要着力点就是唱衰深圳了,在国内来说,在这几年里,人们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唱衰深圳的依据,因而唱衰深圳几乎成了媒体的一种时尚。

  这几年里,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总能在深圳找到“妖魔化珠三角”的着力点?为什么人们如此看淡深圳,而完全不顾深圳经济其实是中国最健康的一个城市经济体这个事实?

  在歌颂上海的同时,人们是如此习惯成自然地来批评深圳,似乎深圳成了美丽上海的一个陪衬,就象有些漂亮的女孩子上街,总爱拉一个不漂亮的女伴来衬托自己一样。然而深圳有那么丑陋吗?

  深圳前市委书记张高丽和前市长于幼军都曾真心地对媒体宣称,深圳经济结构是国内城市中最好的,然而他们的这些声音被“上海崇拜”的浪潮给淹没了,许多人以为这是地方领导人的地方偏爱症,因而斯言不足为信。可是没有人认真地去想一想,虽然深圳有很多问题,但就现实来说,这句话可能是真的。

  我愿意列出如下的一些论据。

  其一,尽管不再有八十年代每年增长三到四成那样的狂飙突进,但是迄今为止,深圳经济一直保持了不低于13%的增长率,而且这个增长速度显而易见并不是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拉动的。在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靠财政和国债投资拉动这个大背景下,在上海靠起吊机经济维系繁荣局面的对比下,深圳经济增长的这个质量委实难能可贵。

  连续五年来,由于国内需求不足,而民间投资又被计划经济的残渣掣肘着得不到发挥,中国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最重要举措就是靠财政和国债投资来刺激经济成长,这样的投资规模累计已超过万亿之多(其中仅1998-2001年四年就增发国债达5100亿之多!),这也是中国经济五年来确保不低于7%增长率的重要保证,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这样巨量的国家投资有多少投在了深圳?可以肯定的说,不多,或者近于没有。

  上海这十年时间,大兴土木,从1992年到2002年,累计基建投资达3100亿元之多,其中国家投资的资金有多少?准确的数定我们无法获得,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大部分列入国家重点工程的城市基建项目,中央财政基本都有配套资金,据透露的情况,仅仅世博会会址建设,中央财政就要拿出30亿美元之多!人们说上海经济这些年是“起吊机经济”,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深圳呢?了解情况的人们都知道,最近几年来,深圳经济的主要指标一直都高速增长,唯独投资陷入低增长的怪圈,尤其是基建投资规模一直偏小。这是深圳的弱项,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深圳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并非是靠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的!

  其二,虽然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严重的缺陷,但是自1995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很见成效!在1995、1996年“特区特不特”的争论中,深圳感到危机四伏,决心从传统加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短短五六年时间,这一转型已经初见成效,到2002年,深圳高达4000亿的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42%的比重!这一比例数字是全国最高的。说白了,深圳这几年经济能够维持高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的异军突起是其中最大的拉动力。

  许多人说珠三角产业升级缓慢,但仅就深圳来说,短短五六年就有这样的成绩,哪里能跟“缓慢”两个字沾上边呢?

  其三,在深圳的经济结构中,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这三方面基本上是均衡的局面,这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中是很不多见的。这也正是张高丽、于幼军们说深圳经济结构最优的理据所在。

  深圳的国资体系最近几年出了大量的问题——包括特发集团、赛格集团、石化集团、能源集团、莱英达、深中华等一个又一个烂摊子让地方政府头痛不已,而且深圳国企改革在全国处于落后局面,这是让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感到耻辱的事情:一张白纸上新描出来的深圳特区居然出了那么多困难国企,而且深圳国企改革还落后于全国许多地区!尽管如此,深圳的国资企业仍在深圳经济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为深圳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仅举赛格集团一例,深圳之所以能在珠三角东部经济圈的IT产业和家电产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赛格集团麾下的赛格三星、赛格日立、日立赛格等大量的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等基础产业,以及赛格电子市场等电子产品集散中心,起了关键的作用。

  深圳民营资本的表现那就更不用说了。举凡全中国所有的城市,有哪个象深圳这样培育出了这样一个优秀民营企业的群体?各个产业在国内领风骚的著名民营企业,相信老亨那里有最全的名单。

  在吸引外资方面,深圳虽然总量上比不上上海,一鸣惊人方面比不上苏州,但也一直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前四位,近几年每年吸引的外资都在数十亿美元。并且除了港资占大头外,其它外资比例相对均衡,台资、日资、欧美资金、东南亚资金,都有大量的投资。

  别的还有许多方面可以大谈特谈,但是仅上面所列举的这三方面,就足以证明,深圳经济的现状来说,其结构及增长质量都可谓是全国最好的之一。笔者要问了,为什么那些人非要把深圳每年不低于13%的增长率(上海仅为10%多一点)说成是“深圳慢了”,要把这个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说成是“深圳不行了”,要把这样一个努力调整产业结构、拚命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年轻城市说成是“深圳没前途”呢?

  检点这几年对深圳的质疑或失望或批评,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深圳“后特区时代”不靠优惠政策继续高速发展的疑虑。

  其二,由于中央大力扶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深圳经济发动机之一的深圳金融业遇到极大困难,并且看不到深圳跟上海竞争金融中心地位的希望。

  其三,对深圳地方政府日趋保守退缩的严重不满。

  其四,深圳软硬投资环境有日趋恶化的危险。

  其五,对香港未来失去信心而导致的对深圳未来失去信心。

  其它也许还有多种多样的质疑,但笔者细细想来,主要也就是这些大的方面吧。前四个方面都牵涉到一个“失落感”的问题,原来很好,现在不那么好了,让人失望,第五个方面则是被株连的,罪不在深圳。下边笔者就这五个方面一一论述。

  首先,笔者希望那些对深圳靠优惠政策发家十分反感的人理性和平静地看待深圳的优惠政策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中,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掌握了最主要的经济资源,举凡全国大多数城市,倘若中央不给政策,谁能发展起来?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一个政策不断改革、中央集权不断放松的过程,整个中国这20年的经济发展,也不过是一个政策和制度变迁驱动的经济增长。深圳作为其中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靠政策发家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就拿最不靠政策发家的温州来说,难道不也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政策放宽的好处?如果中央不容忍它的民营经济发展,有十个温州也早给掐死了!

  同样的靠中央政府开小灶,深圳与北京、上海又有所不同。中央政府给深圳开的小灶是:给你政策,而不是直接投资。许多人说,中央各大部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的资金投向了深圳!这跟全国资源支援上海有什么不同?我说,是的,有很大不同!中央各大部委、全国各省投向深圳的资金,是逐利而来的,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也得到了利润回报,中央政府没有强制他们非来不可,也没有强制他们只往里扔钱而不能得到回报,基本没有无偿划拨!然而上海在计划经济年代对全国各省是一种剥削行为,压低煤炭、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第一产业产品的价格,来确保上海工业进行积累,同这种剪刀差掠夺去的财富相比,上海向中央上缴而后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中西部资源省区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开发浦东后,中央财政砸向上海的钱数以百亿计,这些钱是以中央财政无偿送给上海地方的,虽说获得的是国有资产的积累回报,但积累也是在上海的盘子里。北京也是这样,由于首都的缘故,从建国后到现在,中央财政输送给北京市的钱每年至少数十亿(据朱镩基对媒体透露,在国务院总理灵活掌握的总理基金中,每年有相当比例,高达三四十亿补贴给了北京市。),这还不包括各大部委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钱不求回报地花在了北京的基本建设上,还不包括为了亚运会而强迫全国人民捐献的钱!这样的雨露,深圳沾到了多少?

  还有人说,财政投入,与税收优惠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这话没错,但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税收优惠的前提是,你得先培育出这么多税源,然后才能享受到低税率的好处。话又说回来,连这点好处都不给,你靠什么搞特区啊?靠什么平白无故地中国就多了一个第二大工业城市?靠什么现在中央财政每年从深圳得到两三百亿的国税回报?

  接下来,我们得看到,所谓的特区优惠政策普惠化,并不是从1995-1996年胡鞍钢挑起“特区特不特”大争论时才开始的,事实上,从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区的热潮,大部分地方的变相优惠政策,就已让深圳的特区政策相形见绌,而深圳的大部分优势产业,其实却是从90年代才开始建立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在1993-1996年不担心深圳的发展前途问题,反而要到2001-2003年才开始担心起来呢?只不过是这几年人们经营城市的意识增强之后,从那些所谓的区域经济学家或奢谈区域经济的媒体那里得到的片面印象罢了。事实上,深圳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在解决特区不特之后的发展问题了,现在仍在探索之中,但是相信深圳人会找到一条美好出路的。还有一点奇怪的是,同样是区域经济学者的结论,在2001-2003年国内数个机构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深圳的竞争力都在全国三甲之列,中国社科院的的排行榜上,更把深圳的潜在竞争力排到了第一位,为什么人们还是那样地担心深圳的发展前途问题呢?为什么人们非要担心呢?

  也许我们得从前列的第二、三、四个问题中找原因了。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深圳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业的输血起了很大作用。

  深圳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发展起了一个由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组成的相对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在它的最好状态时期,甚至有直追上海之势,并且对上海这个全国近十几年来一直扶持的金融中心构成了威胁。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大部分机构的发展壮大并非得益于优惠政策或中央的照顾,而是主要得益于深圳相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全国最好的银行招商银行,全国最好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全国资产质量最好的信托公司之一深国投、一直在全国很具影响力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后被迫由国泰证券兼并)、南方证券,无不是大胆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打拚的结果。深交所是在广州不愿做的情况下深圳做起来的,而且在与上交所的竞争中,深交所的创新举措远较上交所为多,其自由竞争力比上交所高,也是业内公认的事实。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在1997年之前,在IPO市场的竞争中,深交所大获全胜,大部分公司都愿意到深交所上市,而不是上交所,局面严重地失去了平衡,上交所只好求助于中央决策层,证

  监会强行出台规定管制竞争,要求公司IPO采取“上交所上一家,然后深交所上一家”的轮流措辞,才算保住了两个市场的均衡。

  但是1999年之后,中央金融政策的两次大调整沉重打击了深圳的金融业。一次是人民银行大区行体制的建立,一次是深交所停发新股而创业板难产夭折。

  大区行体制意在消除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出于地方利益目的的控制,用意很好,不过到2003年为止的实效看,大区行体制事实上是失败了。然而这个体制在1999年的确立,却在珠三角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一是人行深圳分行失去了原体制下的特殊地位,沦为广州大区分行辖下的一个中心支行,而上海却是全国最重要的大区分行,深圳分行的创新权力被有效地扼杀,由于中央要大力扶持上海建成为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交给上海来做,深圳金融业活力的源泉——创新——就干涸了。在深圳与上海的竞争中,深圳与上海竞争的可能性被大大地降低了。其二是,华南大区分行出于行政序列的考量设在广州而不是设在深圳,起到了在广州和深圳之间均分金融资源的效果,加大了珠三角内耗的可能性和整合的难度。

  2001年深交所停发新股的前提是深圳要开创业板,目的是形成“上交所为主板、深圳为创业板”的格局,然而不负责任的中央政府在创业板迟迟不开的同时,却不准许深圳重发新股——假如上交所与深交所的命运调个个儿,笔者相信中央政府绝对不会这样一托再托不能解决的。这对深圳的负现影响媒体已有较多叙述,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个观点笔者需要强调一下,有人说,深交所被停发新股固然是中央“计划经济”思维抑制竞争培养垄断的受害者,但是当初深交所得以发展起来,却同样是这一思维的受益者啊,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天津、武汉、北京、重庆等等纷纷搞出自己的证券交易市场,中央强令关闭了其它几家,只保留了上海和深圳两家,不能说你受害时你就叫屈、受益时就不吭声吧。

  笔者要强调的是,深圳绝对不是害怕市场竞争的城市,如果让深圳在全国六七个交易所竞争和在两个交易所竞争之间选择的话,深圳绝对不会害怕选择六七个交易所竞争的!事实上,中国本应该选择群雄并起、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路径的,可惜的是中国政府没有选择这样的路线。如果走了那条路,笔者绝对相信,深圳同样可以在那场乱战中胜出的!

  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五年中,因应中国加入WTO的变局,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在“鼓励竞争”和“加强中央主导”两种思维中摇摆和争论,但是在操作中占上风的似乎是“加强政府干预”的一派,至少在区域竞争这一块是这样,至少在牵涉到上海时是这样。但是笔者要提出的问题是: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笔者相信,这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全部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中,中庸和平衡是永恒的,而作为中国已确定的市场经济走向的原则,鼓励竞争是必然的趋势。这两者决定了,

  “上海造神运动”不会长期化,同时也决定了,深圳金融业遇到的这些困难是暂时的。

  但是即使深交所恢复发行新股,或者是创业板以一种变形的方式开出,深圳就可以恢复和上海竞争中国金融中心的雄心呢?答案是,不可能,也没必要。

  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耽误了这几年,深圳的竞争力已经严重受损,要恢复元气就得一段时间,而这几年时间上海已占据了有利的制高点,取得了主动权,一旦确立领先优势,要想逆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没必要的原因是,在珠三角已有一个金融中心香港的前提下,深圳没有必要以独立的身份再搞一个全国金融中心,最终深圳的金融业将和香港进行整合,形成合理的分工,二者共同成为中国的两大或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此外,即便不谈到与香港的分工,深圳也没必要再纠缠于和上海的名份之争,因为和北京、上海的酷爱名分不同的是,深圳和广州都是那种喜爱捞取实利的城市。

  事实上,自2001年之后,深圳市政府已调整了自己对金融产业的定位,一是定位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而不是全国性金融中心,二是定位为产业金融中心,而不是上海或香港那种综合性的金融中心。所谓产业金融中心,强调了金融为产业服务的功能而不是投机牟利的功能。应该说,这个定位是务实的而且是恰当的,并且是相当程度上可以实现的。深圳争取使深交所成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平台的努力,很有可能得到中央的许可,深交所这一定位正是产业金融优先目标的体现,并且也为将来香港与深圳金融业合理分工打下了基础。

  从分析可以看出,深圳金融业的困难并没有大到整个行业要玩完的局面,然而国人的思维却总要走极端,要么大牛,要么完蛋,深圳不能象上海那样大牛,那么深圳就会玩完。于是在近两年来,对深圳金融业的悲观情绪弥漫在全国,并成为人们唱衰深圳的一个主要依据。

  2002年底2003年初,两个传言更加重了人们对深圳金融业前景的看淡,这就是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要将总部搬迁到上海的说法。

  笔者刚好跟这两家机构都有密切的联系,洞悉这两个说法的来龙去脉,所以一直对这两个传言不以为然,然而传言经过媒体的传播,尤其是在网络上的传播(这中间“我为伊狂”那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起到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社会上造成了对深圳极大的负面影响,却是笔者始料未及的。

  这两个传言的背景,分别是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分别在上海拿到了一块地,决定在浦东建设自己的办公大楼,同时招商银行将新成立的信用卡业务的大本营放在了上海。联想到平安保险的寿险管理本部、投资管理中心这两个重要部门的前敌指挥部事实上是放在了上海,联想到同时期国内许多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向上海集中的趋势,媒体们于是就发出了“打问号的断言”。虽然两家机构的发言人都掷地有声地否认了这个可能性,但是联想到整个中国的政府和市场体系都没有说真话的习惯,人们便只愿意相信两家机构只是为了深圳市政府的面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平安保险的寿险前敌指挥部放在上海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事实上,平安分管寿险的副总裁徐建军的办公室一直是在平安上海分公司;保险资金的运用主要集中在购买国债、部分投资于证券市场打新股这两块,而中国的国债交易中心在上海,深交所停发新股,公司IPO只能在上交所进行,那么平安的投管中心设在上海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作为中国主要的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金融客户市场,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一直是除深圳管理部之外最重要的分行,招商银行对上海重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对上海重视就一定要把总部搬过去吗?只要总部设在深圳并没有影响到这两家机构在全国的发展,那么两家就完全没有必要搬迁总部——对一个大机构来说,“迁都”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不说整个指挥系统要重新设置,单是这些总部数百上千的管理人员,其中许多人的家和社会关系就在这个城市,全都迁居异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总部设在深圳影响到它们的发展了吗?从过去的事实看,不但没有阻碍,反而是它们成功的一大要素,从将来的发展看,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已经使得总部设在哪里并不是特别重要,雀巢的总部仍在一个小镇上,戴尔的中国总部设在中国的厦门,宝洁的中国总部设在广州,都没有影响它们在市场上的纵横驰骋。更何况,深圳的软硬环境比上海并差不到哪里去!

  比较接近真实的背景是什么呢?事实上,这是两个企业借势牟利的纵横手段而已。

  平安利用了上海地方政府热切盼望金融机构往上海集中的心理,在向上海市政府要地的报告上模模糊糊地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于是平安顺利地拿到了两块地而不是一块地,据说平安卖掉了其中的一块,所得的钱就足以在另一块地上建起一幢摩天大楼。招商银行一见这招有效果,于是如法炮制,并且时间仅仅和平安间隔了一个月。相信上海市政府也会满足它的要求的,毕竟如前文所说过的,招商银行是全国最好的本土商业银行,平安保险是全国最好的本土保险公司,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大上海,居然培养不出这样两家机构,面子上很过不去,培养不出来,那就想法挖过来吧,如果这两家机构的总部不在上海,也很让中国金融中心觉得缺了点啥似地。

  与此同时,两家机构也借机将了深圳市政府一军,表达它们对深圳地方政府越来越无能、保守的不满。那么如何把这种纵横手段的效用发挥到极致呢?媒体。而中国的媒体却正好是“上海造神运动”和“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急先锋,那可真是一拍即合。事实上,两家机构圆满地达到了它们的两个目标。案例可谓经典。

  对这两个传言,我不批评招行和平安,而是要称赞它们,但对媒体却不以为然。老实说,深圳所有的优势企业都如法炮制那就更好,让深圳市政府切实地感受到巨大压力,才有可能逼使它进行改革以自保。但是媒体缺乏实证精神、不加分析地胡乱炒作,却正是当前媒体浮夸作风的生动体现,作为业内人士的笔者实在是感到悲哀。

  深圳的金融业真的无药可救了吗?笔者绝不敢苛同,事实上,正如因特虎的一位网友所说,事情在2003年的下半年正在出现转机,其一是深交所恢复发股的传言,其二是在中国银监会设置的序列里,深圳银监局获得和广州银监局平等的地位,同为正厅级。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情正在回到平衡。至于深圳金融业和香港整合的前景,笔者将会在珠三角整合的那一部分详细论述。

  笔者在前面所说的“深圳所有的优势企业都如法炮制才好”,其实正是笔者对深圳地方政府日趋保守和低效率的痛惜之言。事实上,这正是大部分深圳人和关心深圳的人士对深圳感到失失望和担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深圳人自豪于自己的城市是年轻的有活力的城市,是改革的急先锋和创新之城,然而近五六年以来,深圳的地方政府却正在急剧丧失这些优良品格。人们用“深圳的内地化”来概括这一现象,可谓是准确之极。

  笔者与许多老深圳讨论此一问题时,许多人都以极其激动的心情回忆起梁湘时代和李灏时代。不少人哀叹说,那正是深圳的黄金时代,那正是两位伟大的市长。

  许多人将深圳政府机关办事效率的低下、政府干部精神状态的保守萎靡归因于这一代干部创业之后的守成心态,笔者不敢苛同。诚然表象是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贪图享受、自甘堕落”,“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好大喜功、浮夸成风,说的多、做的少”,“回避矛盾,漠视百姓疾苦”,“既得利益者拚命保住自己的利益”,但根子是什么呢?根子是深圳不敢大胆地进行政府改革,根子是深圳多了急功近利寻求晋升通道的平庸政客,少了为中国改革探寻出路、为深圳杀出一条血路的政治家。

  老实说,深圳的公务员队伍相比较于全国来说,仍是素质相对较高的,开放意识相对较强的,但是深圳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已跟不上深圳发展的需要,而频繁调换的深圳地方首脑正在使深圳坐失历史机遇。

  这种状态无法纠正了吗?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深圳只能听天由命,撞大运看看自己能不能盼来一位务实的、锐意进取的、有战略眼光和勇气胆识的领导人。新来的市长李鸿忠据说是一位务实的、锐意进取的官员,但他同时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和勇气胆识的领导人吗?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能不能大力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真正为深圳打造一个符合WTO要求的地方政府,同时大力推进与香港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深圳在未来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中谋得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

  上边这一部分笔者没有多说,因为多说实在无益。但在“深圳软硬投资环境恶化”这一部分,笔者将稍稍罗嗦一番,分别说一说交通、环境保护、拆关、户籍改革、熟练技工、农民房、社会治安等问题,因为这些正是深圳普通市民最多抱怨的地方,也是导致人们批评深圳的地方。

  交通问题是去年以来的大热点:过去人们引以为自豪的“深圳无塞车”竟然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成为了历史,而且深圳一旦塞起来,简直比原来广州著名的塞车还有胜之而无不及!更可气的是,广州已经改造得不怎么塞了,人家是在往好里走,而深圳却是在往坏里走,每况愈下、每下愈况啊!

  记得在去年初塞车问题初露端倪时,笔者曾在特区报上写一小文,分析深圳塞车的主因是城市管理水平低下(包括交通规划的预见性不高)而非“地铁工程”引致的暂时现象。记得当时还有一位政府干部打电话到特区报编辑部大骂笔者胡说八道,事情发展到现在,料他无话可说了。事实上,2001年一整年时间,深圳百户居民平均汽车拥有量竟然比2000年增长了一倍,从7台/百户增加到了14台/百户,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00美元时,汽车消费将进入一个爆炸性增长阶段,而2001年深圳刚好是到了这个阶段,完全验证了人家的经验,事实上,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许多城市都验证了这一点。

  然而我国的几乎所有城市面对这一现象竟然大都手足无措。别的城市手足无措可以原谅,但深圳手足无措就不可以原谅,因为深圳是中国最新的因而是规划最好最超前的城市。说句实在话,深圳塞车的程度比北京、上海还是好了许多,但是深圳城市管理水平的低下引起了人们的恼怒。车流量的急剧增加暴露了深圳原来自鸣得意的路网的弊端,这包括过境交通与市内交通的功能混乱、公交线路规划的不合理、重点路段限制措施的不到位等等。

  笔者不是交通专家,不想多说,但仅就过境交通与市内交通的矛盾来说,这问题出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就是未得到足够重视,小改小造往后拖。西部通道可能受到香港方面掣肘耽搁了时间,但是西部通道都已上马了,为什么沿海高速却没有提前上马(因为西部通道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不过要走程序罢了)或至少同步上马?如果有沿海高速,还会出现107国道一修路,就导致机场出口路堵死的事件吗?皇岗路过境交通为什么不能采取高架或沉降的方法解决?明明定位了龙华-坂雪岗一带是深圳居住功能区,却为何还要在观澜建设货柜中转基地?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梅观高速客货混流吗?梅林关口不大塞车才怪。短短的盐坝高速 ,还要分ABC三段分期来修,深圳地铁居然屡屡不能完成投资进度,深圳速度哪里去了?北环禁行货柜车,禁令都出了半个月了,笔者还总是看到货柜车在北环大道上浩浩荡荡,深圳的法制和效率哪里去了?

  环境保护,这是事关深圳花园城市形象和投资环境的大事,然而如今却成了深圳的耻辱,深圳河、布吉河、沙河涌,一条条臭水沟环绕在深圳的高楼大厦和红花绿草之间,居然还越来越臭。没钱吗?为什么一些面子道路人行道的地砖过一阵子撬掉换新,那些路段的树和草时不时的改来改去更换树种和造型?国际花园城市?我们只看见中心城区的绿化明显在减少,除了扩路修桥外,还有不少地方在见缝插针地建房子。

  房地产思维,把所有能卖的地都卖的地都卖出去建房子,这在景田最为明显。破坏城市规划的行为也不加以禁止或惩治,深圳过去最为吸引人的优美环境渐渐破坏,这对深圳的投资环境来说简直是个灾难。

  算了算了,简直难以再写下去,其它几个问题都不写了。反正大家都睁眼看着呢。仅仅就这些来说,深圳的投资环境在恶化这个命题是成立的,深圳的竞争力在下降这个命题也是成立的。李鸿忠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搞“净畅宁工程”是没错的,但是实效还有待观察。

  笔者在2001年怀着对深圳的热爱回到深圳定居,然而这两年来却眼见着深圳越来越不那么美好,所以也就能够理解许多深圳人的痛惜心情。在最初的时候,笔者还总是劝告朋友们不要急,不要太多情绪化的言论,要平和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要多建设性地替深圳着想,然而时间久了,连自己也觉得有点自欺欺人,也觉得有点灰心了。尽管我清醒地知道这种抱怨的心态是不太好的。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我们对深圳的抱怨客观上起到了为唱衰深圳添油加醋的效果,同时也起到了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改进的作用,但是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平衡呢?我自己的选择是:不多说。这也正是自《深圳,你是来到还是离去》之后,关于深圳的是非笔者不再过多评论的原因所在。

  众口烁金。保罗。克鲁格曼《预期消褪的年代》一书中说,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景气,那么大家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就真的景气起来了,如果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那么就都减少消费和投资,那么经济衰退就真的来了。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发展最为关键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这种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就渐渐消磨,最后这个城市就真的没有前途了。对深圳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信心。激发人们信心的一般会是重大的利好,而从最近的种种迹象来看,深圳的重大利好正在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迹象就是因特虎特供信息里边所提到的:国务院的调研小组来调查深圳的发展问题。如果情况属实,就证明了笔者一直以来的一个论断:对于这个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第四重要的经济中心,任何一位最高决策者都不会长期坐视它的发展瓶颈不理的。

  同样的命题也适用于香港。笔者一直的一个论调就是,大部分看淡深圳的人,更主要是因为看淡香港,因为对香港没有信心了,所以对深圳的信心也高不到哪里去。深圳和香港这样一个连体城市,命运实在是福祸与共,毕竟深圳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诞生,全是因为香港那座城市的缘故。虽然深圳经过这十多年的建设,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物流体系,有了自己特色、不大依赖香港而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在国内甚至有了放单飞的资格,但是香港的兴衰,毕竟还是要严重地影响到深圳的兴衰啊。

  事实上,笔者前边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香港,对于这个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20年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物流和贸易中心,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同样不能长期坐视它的发展瓶颈不理的。

  搜狐财经刊登此文并不代表搜狐财经赞同其观点,搜狐财经仅仅出于保证读者知情权而刊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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