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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管理
BUSINESS.SOHU.COM 2004年5月27日12:36 来源:[ 搜狐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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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生同志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珠海论坛会议上的讲话

  珠海的作法,是先行的探索、正确的航标,特别是十六大提出方向后,珠海走了先行的一步,方向是正确的,从分权分工管理监督到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从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到分别行使出资人的权利,都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珠海应该说走到了前面,方向很对。但问题还非常多,珠海没有完成的问题,这也不单是珠海的问题,是全国面临的问题。因为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停留在当年的认识。记得1986年初,我们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就提出要搞资产经营责任制,提出来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管理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管理国有资产,建立按照资产,以资产为纽带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及建立考核体系。这篇标题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的文章当时影响很大,后来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对几年后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今天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是显然不够了。要真正搞好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今天恐怕要回答和研究这样几个问题:

  一、 虚拟出资人能否成立

  要搞资产管理体制,首先要回答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说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出资人,不管国家也好、人大也好、地方也好,不管什么人,都不是最终所有人,即公有资产不是落实到个人身上的。那么,不管谁来做,出资人都是虚拟出资人。这个概念能否成立,能不能行使真正市场经济当中出资人那样扮演的角色,起到相同作用,这个问题能明确,这个事业就非常有前途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明确,那你做了半天,也只做了些缺乏方向的阶段性的工作。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重新导入,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令人难以满意的业绩,一部分人开始得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结论。许多人进而认为,企业股份制改造和现代公司制的引入,不过是公有制改革阶段性的目标,而最终公有制因其没有效率是要从绝大多数领域退出去的,国家最多只能作为债权人而不宜作为所有者出现。国有股份最终只有转让给私人才有效率。因而寻找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形式实际上是徒劳无益,没有可能的。这种观点由于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产权学派和委托代理学说等现代企业理论的武装,具有严格的数学推导和很强的理论色彩,因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就没有必要建立,建立了也是过渡性的机构,只是为公有资产的消失和分解善后送终。

  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论断是,只有所有者即委托人因其具有充分的剩余索取权因而具有充分的动力,而为他人工作的代理人只有靠监督和激励才能积极地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工作。这样,一个简明的数学公式就能表明公有化程度越高或公有经济规模越大,由于代理层次不可避免的增加,从而监督和激励成本的提高,效率也就越低。国有制特别是大国的国有制自然也就效率最低。这个论断的问题不在于其数学推导而在于其假定前提。首先,委托人的多寡,只影响委托人之间达成委托的共识。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则委托—代理关系本身就不存在。如果一致委托成立,则委托人的多寡,如是一万人,还是十万人,一亿人,对委托—代理本身的效率并无影响。其次,我们可以合理的假定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从而动力差异,但是我们无法肯定随着代理层次的增加,上层代理与下层代理之间动力一定是逐级衰减的。因为往往可能也经常发生,一个基层的代理人表现出比他的上级代理人更大的工作热情和尽职精神,这样单向递减的数学关系就不能成立。最后,即使我们承认代理层次可能会造成某些效率损失,但是如果其它起相反作用的机制也在发生作用甚至更大的作用,如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职业安全性和自豪感等其他与分工和规模相关的激励,那么,委托——代理的规模就未必导致效率损失。实际上,现在许多跨国公司的股东(初始委托人)往往比一个小国的人口还多,而且具有更大的流动性(随时因买卖而变换),更广的地域性(可能遍及全球),并没有听说因为委托人的多寡和难予召集而产生什么委托问题。同时跨国公司同时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布点,其代理链条也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也未见其有不可逾越的代理层次问题。

  私有制逻辑还有一张王牌。该理论认为,公有制的企业改革,企图围绕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做文章,用重视和刺激经营者的办法来提高公有制的效率,这最多只能刺激短期行为,其实最终也是走不通的。据称,现代西方企业理论已经证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应该统一或尽可能相对应。由于企业家的工作是最难监督的,剩余索取权最好是分配给企业经营者。现代企业表面上的两权分离并没有否定资本所有者的最终控制权,即投票选择经营者的权利。公有制的代表由于其不是真正的资本所有者和剩余索取人,不能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因而其投票选择权是“廉价的投票权”,不能正确地挑选出真正的企业家,这是公有制无法逾越的障碍。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确有很多优秀的成果。但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学为饭碗的经济学家,为了创造或不断演绎出新的而且能用数学表达的模型(否则就很难被承认为理论),不得不做太多和太严格从而往往脱离现实的假定。两权分离,通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即产权学派所说的剩余索取权与经营决策权的分离,今天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趋势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当股份公司刚刚出现的时候,西方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对这种管理他人财产的组织形式表现了极大的疑虑和恐惧。尽管在马克思的时代,工厂主即资本家就是企业家还是工业的普遍形式,但他已看出股份公司形式包含的对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的否定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市场经济范围内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方式的扬弃和否定。这些经济学先驱大师们的敏感无疑是正确的:剩余索取权与经营决策权的分离是对私人占有方式否定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告了人们对自己个人利益的关心固然始终是动力的源泉,但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经济规模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等使得生产资料从而企业的私人占有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即剩余索取权未必要分配给经营者,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未必合一。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安排来管理他人财产的经济契约(总经理包括董事长通常只拥有企业微不足道的所有权)。迈过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也即选择经营者的投票权的进一步的分离,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金融创新在转眼之间就把它完成了。比如,经营者在理论上是由董事会任命的。由于众多企业的总经理同时又是董事长,而董事会成员的补缺又大多由董事长提名,分散的股东所有者很少否决这种提名,内部人控制在西方大企业中早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外部董事即与企业全无经济联系的“独立董事”被越来越多地受到推崇。在美国,90年代以来外部董事的比重已占到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握有经理选择权而又持有很少股份甚至与企业全无经济关系的董事们显然不是上述企业理论所要求的剩余索取人,而只不过是真正的资本所有者——股东的道义代表。按照上述理论,他们的投票与公有制代表一样,也是廉价的投票权。更进一步,现在西方大企业的主要持股者已经不是个人,而是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这些公司和基金的管理者本身已经不是资本所有者,而是代公众理财的经营人员,至于这些公众是个人还是法人,托管的是私产还是公产,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往往是按照自己管理基金的规模以法定的比例提取他们的管理费和报酬。正是这些代理人成为当今大公司的所有者代表和最终控制权的持有人。可是用上述企业理论来衡量,现代西方大公司也早该因无产权约束而垮台了。其实,这里呈现的正是剩余索取权与最终控制权即投票选择经理权的进一步分离。因为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使投资包括识别有能力的资本经营者成为一种越来越专业化的职能,这是一般投资者即剩余索取人所无法胜任的。金融创新产生的证券投资基金,特别是随时可赎回的开放式基金,其功能就是帮助投资大众去寻找适合的投资机会,其中很关键的就是识别企业经营者的能力。金融创新使得投资者即剩余索取人可以进一步“偷懒”,即只要用脚选举就足够了,而让基金去干资本管理人的活。他们甚至不必去忧虑如何去选择基金管理人以及烦人的确定报酬的事——法规已规定基金管理人按固定比例从总基金额中提取管理费(含报酬)。基金管理人想把基金(即提取基数)做大的动力驱使他们尽量使自己的基金单位值更快增长,而投资者只要看着不同基金单位价格变化简单地用脚投票。这样我们看到,完全符合或尽可能符合西方企业理论的剩余索取权——最终控制(投票权)——经济决策权相统一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虽然在小企业中还并不少见,但在大企业中却越来越成为一种例外,用一定的利益约束机制连接起来,管理他人财产的现代企业制度则无可争辩地成为主流和趋势。其原因,是这种企业理论只考察在严格假定下两权或三权分离的成本,而对这些权利分离的收益,以及造成这些分离的那些社会经济、技术条件所带来的收益,因为难以概括和模型化,而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

  因此,即使纯粹从效率角度看,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市场经济发展,否定的是十八、十九世纪工厂主(资本家、企业家合一)为主流的私人占有制度,相反给公有财产和公有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合理性和日益宽阔的空间。实际上,持西方企业理论观点宣布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能性,他们所看到和抨击的往往并不是公有制本身的缺陷,而只是公有制在计划经济中遗留下来特殊企业实现形式。

  因此,虚拟出资人可以成立,关键在于代理经济的普遍化。代理经济在现代日益成为主流,就是因为代理关系既有成本又有收益。正如上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说,人类财富的全部增长,看来都和分工有关。人类社会开始的进步是靠分工和专业化取得的。所以代理关系最大的经济性和理性就是:它是专业化分工的一种形式,所以你为自己的利益为别人打工,这样蛋糕做大了,尽管你占它的比例越来越小,但你得到的绝对量越来越大。现代投资基金的钱都是大家的钱,他们就是虚拟出资人。为社会的公众投资者,代理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当然他们同样也能为公共资产做代理,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可能公共代理的约束力更强一些,因为公众是分散的,代理成本可能更高一些。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即虚拟出资人是可以成立的。

  二、 改变官营、政资分开是核心

  官营,顾名思义,就是政府官员办企业,企业的设立、扩张、关闭、合并由官员决定,企业经营者由官员选派、任命和撤换,(因而他们本身也是变相的官员,到企业做经济工作只是工作岗位的变动,目标是成为更成功的官员)。显然,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官营经济:所有经济工作领导岗位都是由官员来出任的,全国都服从统一的行政指挥,大大小小的企业(实际上是工厂、商店)统统纳入统一的行政官员级别。最主要的刺激和鞭策不是利润、奖金等直接物质利益的多寡,而是位置和提拔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马上就能甚至令我们自己非常惊讶的看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甚至包括已经股份化了乃至上市了但国家仍控股的企业,在这个官营的本质上,实在没有什么改变。中国的企业改革历经二十年有余,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其根源也在这里。

  官营必定政企不分。在官营形式下,企业无论在名义上如何独立,它不能不是政府的附庸。企业领导人眼睛盯着市场只是争取业绩从而政府良好印象的一种手段,而是否跟准跟紧了市长是他的位置是否存在的基础。赢利能力不是行政官员选拔任用企业负责人的唯一或主要标准。企业负责人不能不按行政官员的模式、行政官员的要求来治理企业,按保官、升官之道来处理其与方方面面的关系。改革以来企业经营者的年薪制、奖金制更不要说期权制之所以久议不决,甚至在给了一点很不象样的刺激时,经营者也不敢“私吞”,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企业行政上级的官员们显得薪金微薄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认同其下级官员(正好派去企业的下级或同事)有惊人的高收入。在这种行政官员领导企业的模式下谈政企分开,不能不是南辕北辙。

  官营无法产权清晰。行政官员属下有一大批公有企业,他不以个别企业、个别时点的盈亏计输赢。削富济贫,让大哥哥帮小弟弟,超越个别企业的利益和眼界之上对所属资源不断进行重组整合,是他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谋取整体利益最大化即斯大林的超级赢利的合理经济行为(所谓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以及企业该死不死,该活不活,变成谁都半死不活的恶性竞争也往往由此而起)。但这样做现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就不可能得到尊重或保护。更糟糕的是,行政官员不仅要对经济增长和所属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负责,还要对一系列非赢利性的社会发展目标负责。因而他对于企业何时呵护、赠予,何时平调、摊派、重组,还要取决于他对这一揽子目标轻重缓急和综合平衡的判断。因此和计划经济下相仿,对于一级行政官员来说,产权是清晰的:肉都烂在了锅里。对于试图以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企业外壳为基础进行的企业改革来说,就实在是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恶梦。

  官营做不到权责明确。国有企业的批评者正确的指出了,官员由于不是资本所有者(更准确地说,由于他也不是资本所有者用利益关系约束的代表和经济责任人),不能对其所做的决策承担风险,因而尽管他权力很大,但很难负什么真正的经济责任。无论有多大的责任,我们最多是将其撤职了事。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员在其前一任的基础上又做了不知多少符合复杂的行政程序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任命和更换了不知多少企业经营者,时过境迁,我们很难去追究或追究清谁是谁的行政责任,而且即使在个别确有明确责任的地方,也有功过相抵、功大于过一说。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在官营体制中,他们权力本来有限,调来换去频繁,责任更难明确。特别是一些当官有术的人,等到责任真正出来,他们早已高升另就,作为仰人鼻息的企业下级,也只能隐恶扬善。这种权责不清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行政官员和企业家本来适用于不同的约束原则。行政官员是公务员和人民的公仆,主要的约束机制是精神道德激励和社会监督。而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的经营者,对他的约束主要是物质利益原则和市场竞争的压力。硬让这两者错位必然造成短期(在位)权力太大,长期行为(责任)太少,从而权力和责任背离或扭曲的状况。

  官营很难管理科学。行政官员是按条块分级设置的,官营企业也一定是按条块设立、整合的。因此,条块分割、地方(或条条)封锁、以邻为壑、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这些与经济合理性和管理科学完全对立的东西是官营经济的痼疾。利益决定行为,屁股指挥脑袋本来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官营唯一可能的实现形式即条块分割是与市场经济的资本纽带截然冲突的。按照官营逻辑讲出的管理,往往是保护自己垄断、限制他人竞争的歪理。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管理科学意味着要对企业内部按照行政体系设置的机构和制度作大手术。当乌纱帽正好拿在行政管官员手上的时候,很少有人敢做出太不明智的举动。即使管理是完全局限于调节企业内部的关系,科学管理也往往意味着要触动很多人的既得权益。一方面,在官营体制下平时微不足道的下级在关键时候的评分也可能决定经营者的仕途。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压力和动力都太小而不足以推动经营者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和责任。

  官营与现代企业制度格格不入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行政官员,古往今来,都是假定要为大多数老百姓谋共同利益的,而企业则在竞争中依靠自己的个别优势打败对手去赚取利润,它们本来具有完全不同轨道上的目标。因而只有当垄断或社会外部性使企业不适于以利润为经营的主要目标时,官营才成为一种必要。中国自古就有盐铁官营、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的传统,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不能形成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

  官营企业当然也会有特别成功的例外。但这一般来说需要两个特殊的条件。一是经营者必须是强人,即他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魅力、活动力能够克服官营本来会给经营者设置的重重锁链,从而有了一个企业家相对自由活动的天地。而当他的业绩从外部证明了这一点后,社会所给予的荣誉和地位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他似乎不可替代的强人地位。二是这个强人在一定意义同时又是超人或圣人,即尽管他可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对下属实行符合市场经济的成本否决和强有力的物质鼓励,他自己必须象一个真正的好官员一样表现出没有任何个人贪念。如果没有这后一个条件,这个日益进入自由王国的强人可能突然在某一天转变为一个贪官或者狂人,就象我们已经见过多次的那样。

  除了官营的问题之外,过去政企不能分开是因为没有出资人。在没有出资人的时候,政企确实分不开,也不能完全分开。现在有了出资人制度,将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从形式上讲,固然好。但注意在实质上,中国从来都是合的,党一元化领导肯定是合的,从来都是一元化领导,最后拍板都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不在于形式。包括珠海走到这一步也是书记拍的板。所以不怀疑,在十六大之后,大家又有大的热情来做资产管理机构,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的权力分配,做这种事情做3年、5年都做不完,而且很热闹,从早讨论到晚,还有津津有味的事情没讨论完,把管人、管事的权力从其它部门真正拿过来更是不容易的事情,艰苦努力恐怕也只能是初步到位。但这不是本质,我现在最大的担心,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建立和整个过程仅仅流于一种形式,造成重新浪费了一大堆资源。不是说,挂一个牌子把人集中起来就行了。计划经济管理的模式只有一个办法,不是条就是块,我们建国50多年来的改革,就是在这里绕圈子,千万不要把国有资产的体制改革又变成块的权利加大了,条的权利取消了。或搞一个新的条把什么都统到一块,这样不能算多大的进步。要避免忙了一通没有多大的价值,仅是一次机构改革而已。

  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解决好一个核心问题,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国家的所有者身份的分离。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就是因为政府有双重职能,政府首先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与企业分开,但作为出资人,是分不开的。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核心就是要分离这双重职能,真正实现政资分开。出资人不是政府,不行使行政职能,只当出资人的职责。

  这个部门一定不是政府系列的,一定不是政府部门。可以是事业单位、法定机构等性质,它是一个管理公共财产的单位就行了。这个部门的预算,必须是独立预算,与财政预算一样,必须经过人大批准。这个部门的预算考核国有资本运营的成效问题,而财政预算解决公共支出问题。

  三、 从管理资产转到管理资本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从本质上说,就是建立公有资本为出资人的现代企业制度。这里首先也是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改变计划经济遗留给我们的实物经济和固守国有企业外壳的观念。从围绕现有企业打圈圈转换到公有资本的活力和主导作用的思路上来。实际上,随着原来国有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越来越多地向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公司转变,除了在少数例外,国有企业这个提法也会逐步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国有控股企业并不是国有企业,正如大量的国有参股企业也并不能称为私营或其它所有制企业一样)。

  明确了公有资本是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载体而现代企业制度是其实现形式之后,在企业改革中许多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比如关于国有经济是否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本来所谓垄断性或公益性的领域,也是相对而言。技术进步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许多人们过去认为是天然垄断的部门如邮电、铁路,也可以是竞争性的。公益性领域用定额补贴招标的办法民营的企业在一定的权利义务约束下往往可以做的更好。按此推论,就不是国有经济从哪里退的问题,而是国有经济成份是否要存在的问题。而从资本的角度,这个问题几乎就不存在了,因为资本的生命就在于其流动性。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没有气味,他没有告诉你他从哪里来的,其它资本能进入的地方,公有资本当然也能进入。这样公有资本活动的领域除了在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地方,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趋利避害、争取最大限度增殖的经济决策问题。又如抓大放小。本来大与小是相对而言,小领域可以生出大企业(如一个刮胡刀可以成就一个国际性的大企业),许多世界级的大公司在一个地方的工厂往往也只有几十人、几百人,规模可谓极小。从资本的角度,看到的就不是某个企业外形的大小,而是对资本潜在扩张力的估价。从这个视野看,当今市场经济在几乎每一个产品或市场领域,都形成了少数寡头竞争的结构,因此只要这种相对优化的结构尚未形成,公有资本以其强大的实力都有大显身手的舞台。再如所有制歧视。我们现在的法规中有相当一些对国有企业的特殊保护,我们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闭关保护往往从长远看是削弱了被保护者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企业的政府背景往往使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受到歧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现行法规中还有许多对国有企业的特殊限制,这也是不公平的“虐待”。市场经济中最关键的是公平竞争的原则,这种竞争的结果不会导致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即私营企业的绝对统治,因为它不合当代生产社会化的主流。公有资本必然会在现代企业制度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最后,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用国有独资的官营形式来拼命守住的战略也未必优越。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和科技进步的加速发展,比国家经营形式更广阔更超越的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中的支配力量。这些跨国公司由于全球化经营淡化了国家色彩,因而更容易打进新的疆界。他们动辄几百亿美元的收购兼并,左右了巨额资本和相应的高技术的流动,成为打破国家壁垒防不胜防的利器。当年日本大量收购美国知名企业,后来时过境迁许多欧美企业又到日本反向收购,亚洲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象征着民族经济标志和堪称国民经济命脉企业的轰然倒下或被他人廉价收购,充分预示了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角逐中,强大的资本实力才是综合国力的真正后盾。

  以资本为纽带,实现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当然需要建立和完善专门的、唯一对国有资本增殖负责的运行系统。这个系统和过去的资产管理体系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唯一性,即不与其它任何行政部门分享资本所有者的权利,而更重要的在于它是资本而不是实物资产的经营管理系统。资本与资产及企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流动性。这也是资本活力的源泉。因此,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即证券化是这种战略性改组的中心环节。盘活国有资产,使其资本化即证券化,也要解决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其一是说国有资产证券化,国有股上市流通了,便不能保证国家的控股地位。实际上,股权的流通性与控股地位无关。能流通你不出售,控股权仍然谁也抢不走。而取消对国有股流通权的所有权歧视(完整的产权当然包括流通权),必然提高国家股的市场价值,国有资本有了更灵活的保值增殖的手段。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凝固在某个企业固定的持股比例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竞争力的变化,不断调节资本流向,以实现国有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其二是说国有资产存量巨大,就是仅把现有的国有股都流通,也没有人买得起,市场承受不了。这是把股票对公众发行和国有股流通混淆起来了。股票发行需要市场有资金承接,而国有股流通只要国有资本并不打算变现退出证券市场,而只是在不同的证券资产中作调整,就并不对市场资金的总供求构成压力。因此国有股恢复流通性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承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证券法规臻于完善的今天,大规模地同时又有步骤地使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的条件已经成熟。

  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可以使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从行政性的重组变为市场化的重组。计划经济下特别是前苏联时期的实践表明,由行政官员去组建行业性的大托拉斯和企业集团,并没有成功的范例。只有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竞争力为尺度,用市场化原则组合的超越了地区、行业乃至国家疆域的现代企业,才能真正驰骋于国内、国际的大市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庞大的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为这样的大跨度的市场化整合,提供了基础。

  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可以真正理清国有资产的家底,从而明晰产权关系的脉络,就如产品只有当其交换时才成为商品,才透露出其价值一样,资产只有当它资本化即能交换流动的时候才能知道其真正的市场价值。因而只有资产的资本化才能告诉我们有多少实在的家底,哪些是虚盈实亏,哪些是虚亏实盈。从而为难以考核的资产经营责任制转到资本经营责任制奠定基础。资本增殖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要求会自然地导致国有资本从收益率下降,增长潜力减低、风险增加的领域或企业退出,而流向风险和收益对称,更具增长前景的行业和企业流动。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指出的,商品经济的平等竞争是以同等的资本规模为前提的,只有同等规模的资本才能进入同一门槛的领域竞争,而大资本吃掉、兼并和控制影响小资本,是商品经济的常规。国有资本由于其规模优势,在其经济运动中必然地会有进有退,进大退小,在其资本增殖最大化的运动中,自然的同时完全可以和应该是有引导的实现国有经济原有布局的战略性重组。

  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现代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资产资本化的一个最大优越性是它提供了资本价值和增殖市场化的精确评价尺度。因此,委托人即初始所有者不必费力不讨好的去搞清和干预代理人(包括委托人自己的代表)的行为,而完全可以利用金融创新的最新成果,建立起出资人(握有最大剩余索取权的初始委托人)。——资本管理人(委托人的代表,如基金管理人或直接的股东代表,如董事会成员)。——经营决策人(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享、控制权分享又有相应制约的关系,以用手选举(投票)、用脚选举(转让)、用市场制约(被兼并或破产的威胁)的多种机制,达到公有资本增殖最大化的目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在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重落官营的巢臼,在国有资产初步证券化以后,要学习很多国家对养老保险、证券基金的投资限制的经验,限制国有资本只能投在证券化的资产上,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尤其是可赎回即开放式基金,让专业化管理程度很高、直接承受强大市场竞争压力的证券投资基金既作为社会零散资本也作为公有资本的委托管理人,去识别值得投资的领域和企业,去参与选择或任免企业经营者,用这道“防火墙”来割断官营对资本运作的干扰。当然,在有了多种形式的资本运行和业绩的比较后,国有资本的那些不按行业和地域设定的、相互竞争的资本运营公司,也可以投资在全部流通的实体上市公司上,因为资本运营结果的透明性已经使有效利益约束关系的建立,变成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一般大企业都是证券化的上市公司,这些大公司再用参股控股、加工定货、收购兼并等种种形式,使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围绕着他们进行配套、加工、拾遗补缺的。这样,以资本为纽带,抓住了证券化的上市公司,对社会资本和中小企业的控制、渗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归结起来说,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首先要解决虚拟出资人的地位,这件事业才能有前途,才能师出有名,才能凝聚队伍,鼓舞士气。然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管资产为龙头,把管人、管事统一起来,这有大量的部门协调工作,阻力重重,工作量很大。其次是攻坚战,就是改变官营,坚决地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权与出资人权益的分离,实现从政企分开到政资分开的进步,让出资人真正履行出资人的职责。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实现资产的资本化,使国有资产、公有资产真正与公众资本,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公有资本真正脱离国有企业的僵死外壳,重返市场经济的大舞台,重获生机。这几步做到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就可以基本完成。

  至于珠海,假如用这里的标准来衡量,珠海在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方面走前了一步,但确实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要真正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改革和优化还任重而道远。祝珠海的改革继续领先。

  谢谢大家!

  本文由华生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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