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学宾 自四五月间股指走熊以来，开始有人言必称《国九条》被套，笔者不敢苟同。 所谓《国九条》只是把市场共识上升为了纲领性文件，其中鲜有引导市场走势的含义。《国九条》颁布后，《中国经营报》用了相当篇幅进行采访报道，被访专家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国九条》后必然是大扩容，由此中国股市需要大慢牛行情而不是疯牛行情。但后来场内机构急功近利，把《国九条》视为救命稻草，甚至不惜欠库大量国债资金，违规炒作，引来监管层的一系列严厉措施，终于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由此可见，《国九条》被套一说实在过于牵强。 但是我们也发现，投资者受到损失后，把责任推到监管者头上，在资本市场上，这几乎成了投资者们的一种习惯性思维，这一惯性思维的形成固然有投资者自身认识上的误区，但政府职责不清，站位不准亦应承担相应之责。 长期关注资本市场的人士都知道，中国股市的设立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股市设立伊始，改制上市的企业并不踊跃，早期的股票认购竟然是有关部门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完成的，以后，股市又逐渐承担了为国企脱困的重要使命，政府开始不自觉的扮演托市或救市的角色．这样的一个股市既缺乏硬件，即必要的经济基础；更缺少软件，即以回报股东为核心的股市文化。对于前者的缺失，随着中国经济十年来的发展，已经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弥补，但由于后者的缺失，中国股市无法建立起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纽带，再好的公司业绩也只能是画饼充饥。资本市场缺乏长期投资的价值基础，于是投资者大多以政策风向作为投资依据，不仅中小投资者如此，机构投资者概莫能外。长此以往，监管者承担了异常沉重的道义风险，当市场规模不断扩充时，就会有道义超载现象发生。就会面临风险失控。 治理超载的根本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整治投资环境，改变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的观念，使股市内的优秀上市公司真正具备投资价值，把投资者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市场本身上来，并尽可能地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扮演一个真正的裁判员，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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