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在绵阳宣布，长虹的领导班子调整，倪润峰不再担任长虹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的领导职务，由41岁的赵勇出任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倪润峰成为四川省政府顾问。
2000年5月，因为产品大量囤积，长虹主营利润下降明显，倪润峰曾离开长虹，把企业经营权分别交给了袁邦伟与赵勇。但几个月之后，倪润峰又以CEO的身份“掌舵”长虹。所以倪润峰此次离开长虹是第二次。
一位在现场参加交接大会的四川媒体记者透露，7月8日的交接会上，倪润峰并未出现在会场，有关部门没有对此作任何说明
首次说再见
离任前，倪润峰为长虹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6月底以董事长兼总裁的身份与美国微软全球副总裁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双方今后在多媒体领域的全面合作方向。
“霸气、谋略、大手笔”，这是家电业内对倪润峰的一致评价，作为一个国企掌门人，倪润峰在过度竞争的市场上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雄才伟略。最典型例证，莫过于“在很多国有企业纷纷倒下的时候，倪润峰做的精显背投却异军突起”。
1998、1999两年对倪润峰来说很不平静，由于对形势估计失误，企图以大量囤积彩管打压其他竞争对手，使得长虹库存大幅增加，主营利润由1998年的31.6亿元下降到1999年的15.7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仅4.06%，尤其是1999年下半年长虹利润仅1亿多元。作为四川省的利税大户，长虹的这种状况曾使倪润峰以“健康”为由退居二线——2000年6月，他宣布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仍保留董事长职务，组建起由王凤朝、袁邦伟、赵勇组成的“长虹新生代”。倪润峰在当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辞去总经理一职后，他将从琐事中解脱，把主要精力放到企业的宏观调整、战略研究上。因为随着公司快速发展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产权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长虹向世界500强冲击的瓶颈，经调整，长虹集团根据产权关系一分为二为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两套班子”。
但是，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并没有即刻扭转公司业绩下滑。倪润峰于是重新出山，在公司2001年初召开的董事会上重新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赵勇和王凤朝改任公司执行总裁。此次调整后，倪润峰成了董事长、党委书记、CEO、法人代表“四位一体”。
倪润峰重新入主长虹后，一举为长虹开出了攻克精显技术、价格战和治理大企业病的三剂良方。“长虹是座少林寺，真正有才能的和尚能够闯过几道关，把少林功夫发扬光大。”倪润峰曾这样说，在企业发展处于低潮时候，长虹不吝惜给出与沿海企业相同的报酬，留住可用之才。
各种努力取得了实效。据2002年上半年中报公布数据，长虹彩电等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5.38%，净利润同比增长435.67%，彩电出口额达27.96亿元，同比增长1789%，在中国彩电行业中排名第一。此时，倪润峰发出“打造百年长虹”、“以民族昌盛为己任”的誓言，称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亲手带领长虹进入世界500强。
4年前，倪润峰曾对自己统率长虹15年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问题。三分问题第一是规模高速扩张，基础管理没跟上;第二是后继产品开发、投资迟缓;第三是现代企业制度应在长虹早一点完成。
谁能让长虹前进
倪润峰就是长虹，长虹就是倪润峰，在有些人眼里就是这么理解的。不管怎样，两者命运从30多年前就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4年出生于山东的倪润峰，1967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四川绵阳市长虹电视机厂。18年后，他开始担任长虹电视机厂厂长，1988年6月起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执掌16年来，这个原来只有三四千万元资产的地方军工厂一跃成为“中国彩电大王”。十余年间，长虹的品牌价值迅速攀升至261亿元，位居中国电子行业第一;企业净资产从1984年的0.4亿元增长到142亿元，增长350多倍。
有人评价，倪润峰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也是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优秀企业家的象征”。倪润峰的商业才华到上世纪90年代发挥到极致。1995年，他成功运用价格战，使国产彩电挤走洋品牌，夺取了市场主导地位，使民族企业及国人重拾对国产家电的信心。
倪润峰主持长虹的16年，给国家上缴税收近60亿元，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几千万台电视机。倪润峰个人是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的专家，获得过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1995年8月，荣获国家统计局颁发的“中国经营管理大师”荣誉称号。
从1997年1月中央领导出访拉美三国开始，国礼名单中便多了“长虹”的名字。1999年10月的广交会上，外商与“长虹”签订了总价值2400万美元的订单，一些国家、地区力邀长虹集团建分厂。目前，长虹出口创汇连续保持着100%以上的高速递增，2002年及2003年上半年，在商务部统计排名中，长虹持续成为中国家电出口第一品牌。
在2001年5月召开的长虹董事会上，曾被认为是倪润峰接班人之一的赵勇辞去总经理一职，并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而被视为另一接班人的王凤朝则在2002年6月召开的董事会上被选举为公司副董事长，并成为公司的惟一执行总裁。在当时看来，接班人问题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但等到担任3年四川绵阳市副市长后，赵勇重回长虹，成为倪润峰的接班人，他面临的局面却是严峻的——2003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只有24165.19万元，2004年第一季只有3262.85万元。3年前倪润峰复出时为长虹把脉的“大企业病”，一直未找到对症良药。而且据长虹年报显示，2002年长虹经营性现金流量首次出现负数。
出口方面，2003年11月25日美国商务部作出初步裁定，长虹出口美国的21英寸以上的彩电严重受阻。有消息说，今年长虹已完全停止了对美国出口，外销转向俄罗斯、中亚等国家，订单小，彩电出口量已由峰值2003年7月的9178万美元、85万台，下降到2004年1月的970万美元、13万台。
第二次离开原因多多
据介绍，长虹对于整个四川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长虹每年的经营业绩与绵阳整个GDP及财政收入的关系极大。而2004年绵阳给四川省政府立下了军令状:GDP总值达到430亿元，较去年增长11%;实现工业增加值97.35亿元，较去年增长15%;实现财政总收入33.28亿元，增长8.2%。而长虹的状态低迷使得绵阳市委、市政府十分着急，由此萌生请求省国资委敦请倪润峰让贤的动议。
体制问题是使长虹业绩一直处徘徊阶段的首要原因。业内人士认为，当别的企业拼命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长虹的股份制改造始终停留在起步阶段，导致的内伤加上近期突如其来的美国彩电反倾销事件招致出口业绩急剧下滑终于成了导火线。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陆刃波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倪润峰复出后在战略调整上起了很大作用，但长虹的国企机制毕竟是束缚他向前发展的关键。当长虹在拼命挣脱大企业病的种种顽疾的时候，它的对手TCL却走出整体上市的步伐。而内地封闭的环境也是它改制步伐慢的主要原因。
知情人表示，体制之痛一直以来是倪润峰感到痛苦的原因。据了解，倪润峰在2000年病休的8个月里，对自己主持长虹工作十几年的经验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意识到大公司病是制约企业发展的致命因素，而这一反思对极度理想主义者的倪润峰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而作为上市公司，长虹的法人治理结构并非无懈可击，6月底，就在四川长虹与微软达成战略合作的同时，有研究人士指出:四川长虹董事会共有10位成员，却没有一位独立董事。据了解，如果严格按照证监会的《指导意见》，四川长虹的独立董事早就应该到位。2002年6月29日，四川长虹召开2001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拟将董事会成员数从10人增加到15人，其中预设独立董事5人，并在公司章程第92条至99条中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确立。但是两年过去，这个独立董事制度仍然是空架子，董事会里一直没有独立董事。
倪润峰的痛苦在于，所谓的体制拉动，它绝非仅指企业内部，而是企业、市场、政府意志相互作用的企业运行逻辑。政府与国企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有关人士认为，国资企业发展所依托的这个体制，值得好好总结和研究。长虹眼下的稳定与不稳定、今后的成功与失败，是探索国企与政府关系的一个极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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