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
1885年，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风雨飘摇中死去。这时的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急剧膨胀，已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茁壮成长的工人运动，也在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罢工。
然而，中国的情势并不相同。胡雪岩并不是死于一场让资本家闻风丧胆的激烈的劳资斗争。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传统中国在社会形态上更加近似于“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事实上，在近代的中国，独立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是普遍缺失的。
作为晚清最显赫的大商人之一，胡雪岩的生平，知者甚众，其人安徽绩溪人，名光墉，字雪岩。生于1823年，因依靠左宗棠，力助其西征及开办洋务，其所办的阜康银行由此左右逢源，一时威风无二。后由左宗棠出奏保荐，受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盛宣怀
如此显赫背景，又有谁能与之争锋，竟让其折羽？从表面的因果来看，其人叫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杏生等，江苏武进人，1844年生人。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此外，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
盛宣怀与胡雪岩的生死之争，早在19世纪70年代架设电报线之争就已开始，然而，真正的决斗却是在1883年到来。这一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胡雪岩的政治靠山左宗棠再次被招入军机，赶赴京城，而胡雪岩则为左宗棠筹备银两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盛宣怀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
他先是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让其暂缓20天发给胡雪岩协饷，这笔钱是用来给胡雪岩偿还其经手代清廷向外国银行所借之钱款。在这20天时间中，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其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趁阜康银行空虚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与此同时，盛宣怀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银行存款，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引起愈演愈烈的挤兑风潮。胡雪岩除了将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却依然无力回天，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商场如战场，其险恶自不待言。然而，真正决定胡雪岩成败的，却决不单单是他和盛宣怀的财技较量，而是幕后人物。真正想搞垮胡雪岩的，乃是盛宣怀的靠山——清朝重臣李鸿章。
与钱庄学徒出身的胡雪岩不同，祖上世代为官的盛宣怀，1870年，投入督师入陕围剿回民义军的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会办陕甘后路粮台等职，不久，他即随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从此以后，随着李鸿章的步步高升，他在李鸿章的信任与支持下，也扶摇直上。而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及商业利益争锋的一张重要的“牌”。由于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及“海防”、“陆防”之争上针锋相对，各藏其私，互相拆台。而胡雪岩既商且官的双重身分，不断对左宗棠进行有效的财政支援，所以，对于李鸿章来说，“排左必先除胡”，胡雪岩成了李鸿章的眼中钉，而此时决定胡雪岩的命运早已不是他个人的努力，而是左李二人的仕途荣辱。就在胡雪岩死去这一年，盛怀宣终于如愿以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撤销直隶总督之职，盛宣怀失去了政治上的后台，改投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办汉阳铁厂，1896年在张之洞等保荐下，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并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年授太常寺少卿。耐人寻味的，乃是张之洞在举荐盛宣怀的奏折中所说，“官不习商业，商不晓官法，即或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因此遇到有人能兼善三者，就顾不得制度，只好破格晋用，授与前所未有的大权。
王炽
就在胡盛二人争斗不休之际。在中国的西南，另一个人物却正在崛起，他正是后来被人称为“钱王”的王炽。
王炽1836年出生，弥勒县虹溪人，字兴斋，年轻时斗殴杀死表兄逃至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
与胡雪岩、盛宣怀不同，王炽是以贸易起家。他的早期所谓经商，实际上就是跟从马帮穿街走巷，翻山越岭，通过贩货赚取微薄利润。然而，作为封建时代的大商人，王炽不同于一般小商小贩之处，在于他很快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然要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而他的发迹之路，则与胡雪岩有异曲同工之处。时清廷云南布政使的唐巡视督盐，摊派筹借白银十万，当地商贾无不避之纷纷，惟有王炽冒险以“天顺祥”名号在限期内独家承办下来。王炽的天顺祥不但一炮打响，王炽更由此使唐桐成为自己政治上的依靠，唐桐劝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王即与席茂之分伙独营，在全国西南、东南各大要埠设分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1872年，王炽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随着唐桐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他派王炽作为矿务公司总办。王炽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王炽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正是因为洞悉权力的奥秘，王炽对内结交云南巡抚岑毓英，对外则与法国驻云南领事方苏雅结为干亲。不止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西安，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地方，凡王炽“同庆丰”分行须全力出资力助。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而清廷则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惟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以及盛宣怀的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的官阶。
某种程度而言，王炽地处一隅，正是他幸运之处。他和胡雪岩同属于以商捐官、以巨额捐献而获顶带的“红顶商人”，不同于以官吏招商，头戴红顶官帽却纵横商场的盛宣怀。然而，却几乎仅仅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他得以在朝廷政治斗争剧烈的情况下，避开政治倾轧的激烈漩涡，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延伸自己的商业寿命。而胡盛二人，则既是官场斗争的受益者，又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在胡、盛、王三人命运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衰败的晚清朝廷国库空虚，在貌合神离的极权统治下，层层叠叠的官商结合，不仅是官员们借机发财的机会，也是朝廷维系的惟一选择。然而可悲之处在于，商人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延伸和附庸而存在。在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分散的个人、家庭两极之间，几乎是一个真空的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