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考察，中国是典型的间接融资型的金融结构，仅仅以2003年为例，全年的信贷投放是2．99万亿，而证券市场的筹资是800多亿元。这种金融结构意味着，银行体系在事实上最终承担着经济波动的大部分风险。 在分析银行不良资产时，我们经常会说，因为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所以形成了大量不良资产。实际上，从时间序列来分析，不良资产的形成密集时期，实际上往往是经济的大起大落时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及90年代以前，银行业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大约有30％来自于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有30％的不良资产来自为支持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大约有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还有10％左右来自于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主动关停并转一些企业；另约有20％左右的不良资产，来自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 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近期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可以发现，外部体制性（例如国有企业破产等）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下降，宏观经济波动导致不良资产的影响在增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与其说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还不如说商业银行承担了经济大幅波动的成本，承担了宏观调控的成本。 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因为信息披露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同时也因为不良资产分类标准的变化等等因素，披露的不良资产的变动往往并不一定充分反映了近期的不良资产状况，反而可能是累积的历史问题。 从大致走势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形成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是在1991—1993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其中包括商业银行承担了不良的企业债券的损失。第二个高峰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再次急剧上升，但是这一阶段的不良资产比率的上升从经验意义上看，许多是为了不良资产的剥离进行历史包袱的暴露，也有一定因素是经济波动的影响。 从近期不良资产与经济周期的历史波动轨迹看，通常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经济景气迅速上升时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经济出现较大起伏，高速扩张的信贷必然产生大量新的不良贷款。 2003年，中国的银行体系投放了2．99万亿的信贷；2004年1－6月份，人民币信贷新增1．43万亿。这4万多亿的信贷投放，在经历经济的周期起伏之后、在经历如此快速的信贷紧缩和投资下滑之后，究竟会有多大比率会成为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的历史是否会再次重演？ 值得关注的是，世界著名的标准普尔信用评级2004年5月24日发表其对中国内地银行业不良资产比率的最新估算。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内地银行2003年底的不良资产约占其银行体系总贷款的40％；在2003年中，标准普尔对内地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所作出的估算为45％。在调整其对不良资产比率估算的同时，标准普尔亦指出，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将可能导致较多的不良贷款出现，预料下一轮的不良贷款很可能主要来自对中小型企业和高价住宅房地产发展商发放的贷款。 在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的格局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宏观调控可能产生的成本，最终在相当程度上还会由银行来承担，这可能就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上升。特别是考虑到此次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有相当比率是投放到投资迂回程度提高的重化工业化行业，有相当比率是投放到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行业，较之1992年、以及1997年的经济波动给银行体系带来的不良资产，其比率可能还会要来得高。 如果2003年到2004年年中以来银行投放的信贷有3％的不良比率，这已经是商业银行贷款发放质量的相当高的水平了，那么，在银行体系至少会积累1000亿元的不良资产。 也许这是此次调控中的杞忧，也许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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