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劳动监察大队最近查处了几家超时加班的企业，结果却两头不落好。
“如果我们只管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而不管劳动者的死活，老百姓会骂娘的。”深圳市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曾虹文认为，执法是职责所在。
然而正是这“职责所在”，引起了许多企业经营者的强烈不满，他们甚至扬言要将工厂搬出深圳。
更让曾虹文们觉着“出力不讨好”的是，受到劳动执法“保护”的许多劳动者说，只要老板给工钱，他们宁愿加班，因为“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
老板：执法严，企业和工人都赚不到钱
20年前就到深圳投资办厂的香港人许章荣先生，如今是雅芳婷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同时是深圳市政协委员。
他说：“深圳市执行《劳动法》的尺度，一向比内地严。”他认为，《劳动法》里有条“工人每月加班不得多于36小时”，深圳市对这条的执法，令许多厂家觉得欠缺弹性。这会削弱当地厂家的竞争力，也未必会受工人欢迎。
深圳市劳动局一官员证实：“几乎每年的两会上，许先生都会提这方面的提案”。
许章荣说，珠三角大多数加工制造企业都存在着超时加班现象，也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利可图。然而这却是违法的。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每天法定工作时间为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许章荣说，如果按每周工作6天、每天8小时算，每周就要工作48小时。这样，一周里工人已经加班4小时了，每月就是16小时。而《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如此，每个月能加班的只剩下20小时了，分配到每月24个工作日里，每天还不到一个小时。
“如果严格按《劳动法》办事，不但企业赚不到钱，工人也挣不了钱。”许章荣认为，工人和企业都愿意接受的是：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即每天加班2到4小时。
他认为《劳动法》不适合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修订。他建议，在休假方面，不能“一刀切”，应区别对待。政府公务人员等可每周休息两天，每天8小时，但工人则不必，只要有活干，只要本人愿意，就不必受“加班不超过36小时”的规定约束。这就像对农民来说，农忙时只让他每天工作8小时一样，无法约束。
在深圳设厂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人说，按《劳动法》规定，深圳99%的加工企业都身负原罪，而决定宽恕或者惩罚他们的上帝就是劳动执法部门。这位企业主认为，当法律不适合现实情况时，很容易给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创造条件。
这位企业主在内地也投资设厂。“相比起来，深圳的劳动执法最严。在内地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劳动执法部门进厂检查前必须有政府主管领导的签字”。
然而许章荣等人的建议，遭到曾参与《劳动法》起草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关怀的强烈反对。
“在老板们看来，《劳动法》是超前了，因为他们想赚得更多。但从劳动者角度看，《劳动法》还有些滞后，尤其是执行情况远不尽如人意。工资拖欠问题就是例证。”已经退休的关怀，一直在关注着越来越突出的劳资冲突问题。他认为，政府必须下大力气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迟早会出大事的”。
政府：劳动执法有三条基本线
“我不认为深圳的劳动执法过严。”深圳市劳动监察大队曾虹文说。
按他的说法，深圳市的劳动执法力度已经大打折扣了。他透露，他们确立了“三条基本线”———一周必须保证工人休息一天，每人每天最多加班3小时；加班必须是工人自愿，不能有举报；必须按标准给加班费。
“这叫过严吗？”曾虹文反问。他解释，每天加班3小时，就意味着每天工作11小时。一天当中，剩下的只有13小时了，除了一日三餐大约3小时，只有10小时了，再洗洗衣服或出去买点日用品又占去一两个小时。“我们必须保证工人每天8小时的睡眠时间”。
有举报就意味着工人不是自愿加班。曾虹文说，他们曾查处一个超时加班严重的企业。这家企业为了赶活，两天两夜没让工人下车位，有工人累病了，还有一个工人因此诱发其他疾病死在下班的路上。“对这样的举报，如果不查处，老百姓肯定会怨恨政府的。”曾虹文说，但他们的工作原则是，不举报的不查。
曾虹文告诉记者，这“三条基本线”只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遵循的，并没有成文规定。他解释，如果这三条规定向社会宣布，首先人大机构就不会同意，更别说其他社会舆论了。
曾虹文承认，深圳在劳动执法方面的要求也比内地其他地方早一些。近年随着劳资矛盾突出，执法力度比以往有所加强。以2002年为界，之前对违法者多以批评教育为主，全市一年的总罚金只有10多万元。2002年以后，每年大约查处450家企业，罚金约为300万元。
即使这样，河南某市的劳动执法大队队长曾羡慕地对他说：“你们那里的执法大队还可以对违法企业罚款，我们连进厂检查的权力都没有。”
“一些地方政府眼里只有老板，工人算得上什么？只要能拉来投资，政府官员就有了政绩。在这样的政绩观下，只要不发生群体性事件，工人的基本权益永远得不到重视。”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说。
工人：只要给钱，我们愿意加班
在加班问题上，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工人，似乎都站在老板一边。
“只要给钱，我们愿意加班。”从四川农村到深圳打工的杨凡说。他先后在深圳的4家公司干过，没有一家不超时加班的。刚到深圳时，他的月工资底薪只有600元(深圳市政府规定工人最低工资为59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的600块钱靠的就是每月的加班。
杨凡所在的一家电子产品企业，每天加班4小时，每月只休息一到两天，遇到赶工季节，他最多时一天要干16小时。这样，杨凡每月的实际工作时间约为360小时，每月超时加班约180小时。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时间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加班，但是超时加班的薪水与正常工作工资相同，根本拿不到《劳动法》规定的150%～300%的加班工资。
“我当然知道《劳动法》，但真的照《劳动法》向老板讨要加班费，不但拿不到，恐怕会失去工作。不光在深圳，在全国的任何地方都这样吧？”杨凡说，他的老板算不错的了，每到节日还给他们发200元的红包。
杨凡也知道劳动部门的举报电话。但他说：“到处都一样，只告我们一个老板管什么用呢？”
刘文琴是一家加工企业的主管。他们公司曾做关于“是否愿意加班”的调查。结果，90%以上的员工表示愿意加班。据她了解，不愿意加班的，主要是刚来深圳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缺钱，只是想来深圳“找机会”。他们愿意多点时间出去看看。
一线工人们对待加班的欢迎态度，是许多专家和政府官员没有想到的。刚从广东考察归来的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教授说，1995年的《劳动法》确实需要修改，一方面对加班等问题规定得太死；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不充分。他说，今年全国“两会”上，有800多位代表分别提交了26份关于修订《劳动法》的议案，但对《劳动法》的修订，并没有列入本届人大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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