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是投资结构问题 还是经济冷热问题
4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研究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在充分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信贷投放增幅过大，造成煤电油运供应趋紧。
会议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统一思想、狠抓落实，明确重点、区别对待，深化改革、完善机制，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特别要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切实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遏制某些行业中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
之前，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争论已经迈入白热化的门槛。4月22日，中国社科院2004年春季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宏观政策应该由"从松"转向"中性"，也就是适度收紧，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预防通货紧缩。
社科院"2004春季报告"课题组认为，目前上游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其潜在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将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最后会否导致全面的价格上涨，关键在于目前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如何传导，以及多大程度上传导到下游产品的价格中去，如果对目前增长过猛的地方投资不加控制，那么，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目前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趋势也有可能逐步传导下去，引发全面的价格上涨。另一种结果是，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不能完全传导到下游产品中去，又会产生通货紧缩的压力。
风头浪尖的中国宏观经济，该选择怎样的调控路径？4月23日14：00，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副司长彭志龙、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刘福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卢中原和国家开发行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十期，把脉中国宏观经济。
对话：经济是否已经过热
《21世纪》：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宏观经济形势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对这种经济形势如何判断？
卢中原：从学术角度上来讲，我不同意当前已经过热（即需求大于供给、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判断。看过热不过热，长期可以看现实增长率是否超出潜在增长率，短期可以看物价总水平和商品供求总格局。目前，物价总水平依然较低，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总格局基本平衡。当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引发了资源瓶颈约束，这是一种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还不是总量热与不热的问题，因为这种新的瓶颈约束是在产能普遍过剩情况下出现的。
王大用：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经济计量模型测算，"十五"期间（2001 －2005）我国潜在GDP的增长率平均约为8.8％。2003年尽管遇到SARS的很强冲击，全年实际GDP增长仍达到9.1％，除了SARS冲击的第二季度，另外三个季度的实际GDP增长都高于潜在GDP，今年，虽然国务院说要把增长目标定在 7％，但一季度实际增长又高达9.7％。按这个标准看，当前我国经济确实是有点过热了。
彭志龙：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指标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与过去情况不同的方面是，当前物价总指数上涨幅度并不太高。比如，GDP缩减指数上涨了4.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2.8％。由于消费整体水平比较平稳，没有出现1988年那样的投资、消费水平的"双膨胀"。
目前的物价上涨，我认为是结构性的物价上涨，突出表现在部分上游产品价格涨得太快，但总体物价水平并不高。从粮食价格看，上涨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由供给跟不上引起的，再加上有中间商炒作，所以上涨幅度显得特别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主要是需求的带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比上年同期加快15.2个百分点，投资的高增长一方面直接带动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通过拉动重化工业生产，进而增加煤炭、原油等产品的需求量。
王大用：投资热的同时，作为一种需求的其它部分比如消费不是在更冷下去，不过增长率不高而已。那么，你怎么能说投资热了，总体经济不热呢，这不符合基本经济学逻辑。
其实，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消费的增长率，消费连续几年增长不快是一个基本问题，这同样是衡量从1998我国实行投资拉动政策是否最优的一个重要标准。
实际上，一项投资的支出完成以后，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形成一系列的收入。在中低收入阶层，有一系列社会性因素，促使他们降低边际消费倾向，比如医疗、社保、教育等高投入项目。当然，即使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没有变，总收入增加，消费也会是增加的，只不过上升慢一点而已。
彭志龙：关于生产资料涨价向CPI的传导，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还要取决于多方面因素。
按过去的情况，上游产品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只需3至6个月，进而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即全面通货膨胀。但这次情形不同，没有出现以前的现象，究其原因，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是企业效益普遍比较好，这使企业有能力消化一部分涨价成本。二是从居民消费情况看，食品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其他消费品中相当一部分消费品的价格是下降的，加上近来居民消费增长比较平稳，不易引起消费价格的全面上扬。三是我国外汇储备充裕，有能力通过国际市场进口国内短缺的产品，这一点也是以前不具备的。可以设想，如果去年以来国家不大量进口一部分短缺物资，目前有些上游产品的价格会涨得更凶。
王大用：历次经济波动中的经验，投资扩张在先，经济增长加速随后，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时滞，通货膨胀率逐步升高，通胀率的上升通常是先缓后快。目前投资的过快扩张已经发生，现在的形势与1992年上半年有些类似- -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高于50％，改革开放以来，这样高的投资增长只是在1992年发生过；GDP的增长率已经升高到有点过热的水平；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也快一年了，而且明显地在继续升高。经济波动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到了需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了。
投资加速与消费增长之辨
《21世纪》：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75.8％（其中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分别增长107.2％和101.4％，电解铝的投资也达到39.3％），而第一产业投资只增长0.4％，第三产业（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长37.7％。投资快速增长的根源在哪里，它又造成了哪些问题呢？
卢中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重工业化、民间投资活跃、城市化进程加快，还有一些周期性因素叠加在一起，都带来了投资的加速。
王大用：去年以来，能源供应部门已经显出瓶颈约束。2003年全年发电量增长了15.4％，依然有将近2／3的省份有限电现象发生。这几年已经形成的高耗能的产业结构难于在短期内调整回合理的原位，如果今年GDP增长加速，能源的瓶颈制约将更严重。
这两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突出特征是高耗能工业大投资、大增长。1978至 2002这24年电力弹性系数（用电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是0.81，可2000 年后已经四年高于1，2003年更高达1.65。其直接含义是每消耗1吨能源创造的国民收入减少。问题在于，这个"重化工业化"带来的国民收入在边际意义上是递减的，所形成的国民财富积累也是低效率的。现在投资搞得太猛，带起来的是一个浪费型的结构。
刘福垣：我的看法是从发展看经济运行。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一半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大半在小农经济时代，要保证经济的发展，最低标准就是要每年增加就业量，每年减少农民，如果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所吸收的就业抵不上农民进城的增加数量，就没有发展。
从2003年开始，应该说经济总体形势是相当好的。投资增长速度不能以高低论，43％不见得就高。治大国如同烹小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太急。要认识到目前的问题仅仅是投资结构问题，不是经济冷热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不热，经济不会热，要冷静观察，慎出新招，这话是我在去年春天说的。到年终总结的时候，发现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大用：从实践操作角度来讲，在这种时候，国家的政策信号越清楚越好，一定要明明白白向社会表明政策信息，否则，政策信号不明显，造成严重的后果之后中央再采取严格的措施，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起使，被迫停下来的项目会形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刘福垣：现在看不准，可别折腾，别出招。政府真正该做的是，趁这个机会赶紧抓社会保障、抓医疗、抓教育，这样资源结构就发生变化了。
地方政府投资热探源
《21世纪》：有关调查显示，目前的这一轮投资过热政府行为占了相当的比重，一些地方政府在整个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大用：许多地方的各级政府仍然在把表面的GDP增长和城市"形象工程"等看作执政的主要业绩表现，政府官员的业绩表现冲动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迄今为止经济波动的转折点往往发生在政府换届之后的前两年。
其次，银行体系的主体仍是未经彻底体制改革的国有银行，而全社会的债务融资仍基本上依赖银行体系完成，官办、官营的国有银行经营行为非理性化、管理非专业化，此问题依旧很突出，它与政府官员的不合理行为互相结合，互相提供不恰当的发展信号，产生投资扩张中的正反馈刺激，一旦开始出现过热苗头，会促使投资进一步走向过热。
《21世纪》：调控投资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地方的冲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该如何作为呢？
卢中原：首先要明确一点，无论是大规模投资还是对投资的调节，目的都在于良性的发展，最后达到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为了达到目的，一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不同行业的投资，要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完善信息环境，不要老停留在以往的体制上面来讨论怎么调节和能否调得动的问题。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制定行业的准入标准。但是，制定行业准入标准，不是提高行政审批门槛。比如现在所谓控制重复建设，我曾经问过有关官员，有没有哪一个部门或官员能说清楚，这个竞争性行业进入多少，退出多少企业就不存在重复了，对方给我的回答是没有哪一个部门或哪一个官员能说清楚。
《21世纪》：对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调控，是不是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部门权力的回流？
刘福垣：谁来改革，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是改革的主角这些都要明确。但是，现在往往是让执法者来立法，那当然就不行了。比如投资体制改革，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改的问题。 卢中原：一种说法是，现在地方政府不再和国有企业结盟了，它和私营企业结盟了，结盟起来以后，为大量的私营企业创造条件，大干快上。本来私营企业确实是比较清醒的，按照市场规律，按照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经营，也是可以的。但是，地方政府介入之后，就有可能有区别了，可能就变成裙带资本主义。
《21世纪》：对这种地方政府跟私营企业结盟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卢中原：如果我们要考虑从经济角度来解决问题，就是使我们各级政府更多地撤出它所干预的一些领域。
宏观经济调控之道
《21世纪》：未来一年的经济，在现有的政策状况下，是否会出现通胀的可能？
卢中原：对经济走势，看到各种各样的分析，我们发现大家对内在周期性因素分析很少，而这恰恰是我们国研中心宏观部注意做的一项工作。
我们认为要关注当前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周期性的因素进入收缩期：第一个就是企业库存调整，现在已经达到了顶点，我们预测今年下半年就会回落。按照我们的实证测算，大概上升期两年，回落期两年，本轮是2002年上半年开始回升的。
另一个周期性因素就是固定资产，基本上升期是四到五年，回落又是四到五年。回升期是从2000年开始的。
现在看两个周期性的因素本身进入下滑阶段，考虑宏观调控的力度，紧缩不能太严重了，但是也不必太扩张，因为投资需求很猛。现在因为能源、交通出现短缺而引起的经济减速趋向，也要注意。 除了周期性因素要关注以外，还要关注政策性因素，政策效应现在还在释放。按照我们的测算，城镇50万元以上的投资增长速度，一二月份是53％，三月份是40％，一季度增长速度是47.8％，可见三月份是有所回落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产业升级，带来的技术进步，这一段周期因素会推动经济增长十年到八年上升。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中长期发展前景是看好的。中国是市场大国，劳动力成本低，这两个要素就是一种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凭这两点，可以给中国经济提供非常强劲、持久的动力。因此，中国经济不会掉到哪儿去。我们预测一直就是8.5％，但是我们向中央建议就是7％，纯粹是留有余地的引导目标，目的在于不愿意对地方看热、企业预期看涨带动太大。
另外，就是投资和消费需求相比，现在消费需求相对投资需求来说还不够，就是无法消化投资增长带来的新供给，也需要加大消费的刺激力度。
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已经出台的一些措施，总体上可能还得把握好避免总量紧缩力度过大，我想还得保持适度的调整，就是微调和预调，小步有序，少用猛药，这样一种态势可能比较好。
彭志龙：我认为，下一阶段通货膨胀的走势主要取决于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情况。从粮食方面看，关键是今年的供给能力是否能跟上。具体来讲有三点：一是今年的粮食生产情况，最近中央国务院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增加粮食生产，估计今年的粮食生产形势会略好于去年。二是动用库存。在这方面，国家有一定的调控能力，如果粮食供求形势进一步紧张，完全可以动用一部分粮食库存。三是进口粮食。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能力也是比较大的。因此，从供求形势看，粮价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有限。当然，还要加强粮食流通环节的监控，及时应对人为扰乱市场的行为，在舆论上从正面引导，稳定居民对粮食安全问题和粮价上涨的预期。
从生产资料方面看，其价格主要取决于今年的投资形势。今年一季度投资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情况，这并不是预料之外的事情。因为当国家紧缩投资的信号发出后，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利益的考虑，会抓紧时间上项目、抢进度。这种心态自然会在短期内加快投资增长，但不可持续。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紧缩政策，包括限制过热行业的投资，严格用地制度。最近，人民银行又决定从4月25日起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此之前已采取了包括差别准备金率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政策估计会在下半年起作用。如果投资增幅下来了，生产资料价格也会相应的下来。
我的总体判断是，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是一个高点，下半年稳定下来，明年开始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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