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略”的不完备极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专家指出，由于资源制约和市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全球因素”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
中国地质科学院推出的《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版)报告，以触目惊心的数据彻底推翻了我国“地大物博”的常规观念，“除煤以外，我国主要的矿产资源都已告急”；外部，西方发达国家撤掉关税壁垒后，又设置了新的国际贸易壁垒，使我国企业走向世界寻求全球市场空间的通道被打上新“结”。
新的战略环境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全球战略”的不完备负效应却已经显现。
国土开发的全球战略缺失
专家指出，国内资源制约将是一个长期现象，我国需要在“资源有限”的时代充分有效地利用全球性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集聚效应。全球战略中的国土开发观应以全球视野开展国土综合整治规划，重组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但目前看来，地方各自为政的内耗式国土开发现象仍在继续。
开发区欠繁荣
据国家有关部门对开发区的摸底清理信息显示，开发区的“圈地运动”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全国各类开发园区总数达5658个，规划总面积已超过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仅占6%；省级以下开发区高达67.4%。
但是建设开发区并未带来繁荣。资料显示，在全国省级以上900多家开发区近3000万亩规划地中，闲置荒芜地高达近2600万亩。而参加5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中国经济形势座谈会的有关专家预测称，今后我国能够拿出来工业化的土地面积大概只有3.5万到4万平方公里。
农村城市化缓慢
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还进行过多种国土开发试验，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发展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国土工业化开发，“鼎盛”时，甚至出现“村村办厂”、“厂在田间”的大跃进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地加快了以培育农村城市化为核心的小城镇建设，一些乡镇甚至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广场，“镇政府像宫殿”，以营造“繁荣”局面。这些“天女散花”式的国土开发，最后留下了大量没有生命力的国土空间。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许多乡村企业已消失，遗留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大量破败的建筑群，一些发展较好的企业也大都迁往大城市的周边地区。
临海经济大开发有局限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沿海大开发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较为成功的国土开发试验。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其局限性也正显现出来。
长期研究中国城市化的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在世界经济史上，临海型经济是拥有海岸线的国家充分利用海运物流的国土开发模式，依托低成本的海运，调配全球的工业经济资源，在深水港附近陆地区域发展重工业、能源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局限性是回避了海洋在全球资源配置上的优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海经济。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在资源利用上走的是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沿海港口多为工业产品出口型港口，利用海外资源型的工业、生活物质和能源大港还没有真正建立；沿海产业多为出口型制造工业，依托深水港兴建以海外资源为中心的临海型原材料工业基地很少，许多深水港处于“休眠”状态。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严正介绍说，福建是全国深水港条件最好的省份，按水深和避风条件，可建10万吨以上深水泊位的岸线有近20条，三都澳和湄洲湾斗尾可建20万至30万吨泊位,但都没有得到规划开发。
临空经济战略迟滞
我国面对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也出现“战略慢拍”。
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国土整治，采取“据点开发方式”，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港，在空港区域发展电子和信息产业，形成国土开发中的“临空经济”现象。
临空经济是以航空运输作为全球性物流和人流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电子产业可以依赖航空运输进行快速和小批量的物流，实现全球供应链式庞大分工生产体系的高效率运转；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全球性的人流，支撑国际人流发展的是航空运输。
美国旧金山硅谷高科技区临空经济的崛起最具代表性。大约1500平方公里的硅谷每年产值相当于美国总产值的3%左右，是中国总产值的1/4。
亚洲许多国家都在为发展临空经济大兴土木，努力营造中心枢纽太空港。如韩国把每个航空港规划成带动3000至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称作“广义集群”，整个“广义集群”通过航空港共同参与国际竞争，通过空港的纽带使它与国际紧密接轨。印度正在依靠临空经济实现崛起，信息产业发展迅速，采取“据点开发方式”，将班加罗尔规划成临空产业基地，已建成为美国硅谷在海外的一大软件加工基地，近年来出口的计算机软件产值都在50亿美元以上。
但我国对临空经济尚未进入战略规划阶段。国内很多号称“国际航空港”的机场周边区域无产业布局，变成所依托区域中的“孤岛区”。位于临海边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距离福州市30多公里，规划的5000亩空港工业集中区2000年由福建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但一直未启动开发。
珠江三角洲的临空经济也刚刚起步。在珠三角1.5小时的陆路交通内有5个大型国际机场，但因行政分割制约，机场群内没作有效的分工，同质竞争，珠海机场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离建设航空枢纽中心还较远。
应对国际经贸摩擦全球战略不完备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虽然没有了关税壁垒，但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软壁垒”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壁垒。我国也随之步入新的国际经贸摩擦时期。
近3年时间，我们可列出一连串的对外经贸摩擦清单：
2002年，我国出口商品遭到其它成员方的43起反倾销调查和37起反倾销最终措施；据世贸组织2003年上半年的反倾销报告，中国上半年遭到其它成员方的12起反倾销调查、16起反倾销最终措施，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介绍说，这些经贸摩擦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对他国企业新设置的“软壁垒”造成的。
从已发生的国际经贸摩擦看，我国大多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急应对上，“软壁垒”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对世界各国“软壁垒”手段的研究非常缺乏，研究人才少；与“软壁垒”有关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建设不健全，国际接轨性差；我国自身的“软壁垒”建设慢，缺乏国际权威性的标准化组织；能够为应对国际经济摩擦提供有效服务的中介机构、法律服务结构少。专家认为，对于战略性国际经济摩擦，需要从制度上予以战略应对，尽快建立着眼于国际“软壁垒”的战略应对体系。
“软壁垒”是相对于关税这一“硬壁垒”而言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早有足够准备、完全控制掌握和充分强化了国际性“软壁垒”手段的情况下，才撤掉“硬壁垒”的。“软壁垒”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环保标准、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等技术性壁垒；消费市场立法、反倾销法案等市场及消费性壁垒；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情况下为保护本国产品和利益而不断提出的标准苛刻的绿色壁垒、安全壁垒等新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利用本国自然、地理、气候等方面特点和技术要求上的差别而设置的特色性壁垒；世贸组织框架协议以外的法律、文化、社会习俗、宗教信仰、语言及社会体制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赵晓认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比如，在我国“入世”之时，主要贸易伙伴将几项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条款强加于人，致使我国在防御贸易壁垒时将长期陷入被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15年内，其它缔约方可以不视之为市场经济体；第16条则规定，中国自入世之日起12年内，其它缔约方可以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此外，对中国纺织品的配额管制也将延续到2008年。截至2003年6月底，美国、日本、欧盟、韩国、加拿大、印度、土耳其等7个世贸组织成员已完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特别保障条款的国内立法。
能源全球战略不完备
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另一个核心问题。我国的石油需求日益加大，自产石油供给缺口在不断扩大。近年来，国内外能源局势的演变暴露出我国对自身能源安全的战略准备不足。
——自力更生为主的发展思路被打破。我国确保自身能源安全的战略着眼点一直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为了使石油天然气工业保持稳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总体发展战略。即使从1993年起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后，这一战略着眼点也未改变，只是采取支持国内石油公司参与国际油气开发等“战术”方式进行补充。
今后，我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的地位将比产油大国地位更加突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对全球能源状况的年度统计，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根据权威预测，未来2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需要量将年递增12%左右，到2020年，石油需求量将达到4亿吨以上，而国内的石油高峰产量可能为1.8亿至2亿吨水平，自产石油供给缺口将继续扩大。
——消费国能源安全观被打破。最近，“安大线”、“安纳线”同时被俄罗斯否定、日本在东海进行挑衅性的石油勘探等事实都充分表明，石油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大国间博弈的棋子。能源安全是涉及消费国与供应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大问题。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能源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已经隐然成形。美国正加紧获取对中东油气资源地和马六甲海峡油气运输管道的控制权，增加了我国海外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
海上石油运输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我国目前利用国际油气资源的主渠道主要靠中东，原油大多是用油轮从中东经印尼群岛通过海路运往中国的。我国2001年进口的6500万吨原油中大约60%都是经由这条路线运输的。美国还力图抵制我国在中亚地区拓宽能源渠道的策略，在中亚地区构筑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势力，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并与哈萨克斯坦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军事合作。
这两个“被打破”表明，如果国家在能源战略上不向全球战略转变，就很难应对全新的形势和环境，结果将极为被动。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海外资源与投资环境研究室主任徐小杰撰文认为，我国必须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寻求自身能源安全的解决方案。
能源安全的全球战略不仅仅是一个能源供应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的系统课题。徐小杰分析认为，这一战略系统内容至少包括：一是确立新的能源安全观，从只考虑消费国的安全观转移到供应国与消费国之间的“互保”安全观。为确保自身的稳定供应的消费安全，必须加强与石油资源国的合作，在与资源国保持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也为确保资源国的安全作贡献；二是确定主渠道与多元化并举思路。对如何确保主渠道的稳定与安全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三是支持国内石油公司积极参与国际油气开发，同时解决大型油气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相互竞争和内耗问题；四是建立中国的全球能源贸易体系。我国还没有这种体系，对国外油气贸易控制能力非常有限。目前我国在政策、信息、人才等方面与建立全球贸易体系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五是加强石油外交和多层次的民间交流。政府层面的能源外交思路必须与时俱进，广泛开展国际性、地区性的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
我国经济战略应转向“全球战略”
分析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课题的成因和解决方案，不难发现许多共同之处，比如，这些课题都是在我国走向世界后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凸现出来的新课题，都是战略性的，很多矛盾盘根错节；有些课题如国土综合整治规划等尚未引起重视，引起重视的课题如应对国际贸易摩擦、能源安全等，现有的解决方案大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术思路上，缺乏综合的根本的战略应对措施，这是我国以往处理改革发展中问题在现实中的惯性延续。
有关专家分析说，从战略的空间属性看，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发展战略属于“国内发展战略”，国内的事情始终处于“日程表”的前列。但从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看，不考虑全球因素的经济发展战略非常可能危及我国经济。
包括贸易、资源、市场在内的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濒临“全球因素”的挑战。专家认为，目前我们遇到的“全球因素”的挑战都是战略性且长期存在的。我国将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这些“全球因素”的作用下，既能抓住“全球因素”中的有利方面，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同时又克服“全球因素”的不利方面，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实现“快速崛起”。
这迫切需要以“全球视野”制定一整套设计和运筹预期久远的系统的战略计划进行应对。我国经济战略应转向“全球战略”，尽快确立以自身最大和长远国家战略性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经济全球战略思想体系；以经济全球化趋势为前提，尽快制定国内改革、应对国际经济摩擦、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全球战略”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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