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来说，拥有优质的烟草一直让他们感到自豪。烟草行业是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其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70%左右。
尽管如此，云南烟草业目前除了“有钱”以外，并没有给外人留下其他太好的印象，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自然是其各种烟草巨头的不断落马、外逃。不过，深究他们的落马原因，总能看到当地高官或隐或现的身影。
振兴企业有方，抵制腐败无术
2004年7月13日，曾任曲靖卷烟厂厂长，现为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涉嫌受贿80万元一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现年51岁的魏剑是素有“烟草王国”之称的云南省继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被判刑之后，因为腐败犯罪问题落马的第3名卷烟厂厂长。云南省有关官员指出：魏剑受贿案的发生，对整个云南烟草行业而言，“犹如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近10年来，云南烟草企业的领导干部对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先后有3个大型企业的厂长，因为腐败问题受到查处，使烟草行业的功臣陷入了振兴企业有方，抵制腐败无术的怪圈。”云南省烟草系统的一名有关人士说。
对于魏剑涉嫌受贿犯罪的事实，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初，曲靖卷烟厂因生产需要，打算在新开发的特醇福牌卷烟商标上使用先进的激光防伪技术，魏剑遂介绍美国瑞辉公司给该厂技术科，经考察比较后，技术科认为美国瑞辉公司的防伪膜价格低，质量也达到要求，魏剑表示同意使用该公司防伪膜，并于1999年9月24日签字，批准执行GDX2包装机特醇福牌卷烟小盒、条盒质量验收标准样张。
2000年1月，魏剑授权委托物资部主任与美国瑞辉公司、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签订了特醇福卷烟商标上福字镭射防伪膜及印品供需协议。之后，他同意将该公司的镭射防伪膜使用在新开发的精品福牌卷烟商标上。为感谢魏剑的帮忙，并希望通过其扩大业务量，美国瑞辉公司董事长黄文辉，分别于2001年1月和12月先后两次在魏剑家中送给其人民币30万元和50万元。
近年来，伴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的收入成倍增长。身为厂长，魏剑的工资收入加政府各种奖励，每年已不低于40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云南，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一名熟悉内情的烟草业人士指出：“像魏剑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无论是当卷烟厂厂长，还是任烟草公司副经理，其实到什么地方都用不着自己花钱。因此，还不到其两年收入的80万元贿赂款，不应该对其具有诱惑力。”
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对于云南烟草业堪称“大腕”的3名卷烟厂厂长“前腐后继”的原因，人们在公开场合多将其归结为“他们心态失衡，没有正确把握住自己”。
事实上，苹果腐烂不仅仅要检查苹果自身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魏剑案发后，昆明街头一度流传出其案件与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维彬违法违纪案件有牵连的小道消息。但在云南省的党政机关里，人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
2004年5月28日，云南省人大发布公告说：“黄维彬同志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省十届人大代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04年5月24日依法罢免了黄维彬同志的省十届人大代表职务，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黄维彬同志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相应撤销。”至于撤职的真实原因，公告只字未提。
云南省烟草系统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2003年8月初，魏剑被中纪委直接从昆明带到北京“双规”，协助调查黄维彬的问题。随后，烟草系统便不断传出了魏剑在帮助黄维彬的儿子黄炜和广东老板黄文辉做卷烟商标防伪膜生意过程中，收受贿赂80万元的消息。
当初穿梭于官员黄维彬、厂长魏剑与生意人黄文辉之间的一名“中间人”说：“其实，我在他们之间没有做任何工作，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当初黄维彬为了帮助其在美国的儿子黄炜赚钱，直接疏通了魏剑的关系，促成了黄炜联合黄文辉与曲靖卷烟厂做防伪膜生意。”
他还透露了更为具体的细节：“事情的起因是黄维彬的儿子黄炜到美国后，做生意被骗，急需赚钱维持生计。在这样的情况下，黄维彬让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外语的黄文辉去美国，与黄炜成立瑞辉公司。名义上黄文辉是公司的董事长，但实际上公司在美国的事务控制在黄炜手里，黄文辉只好到国内‘开拓市场’。当时，魏剑任曲靖卷烟厂厂长不久，正在厂内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对卷烟辅料的采购实行公开招标，以质量和价格决定供应商。所以，仅靠省委组织部长黄维彬跟魏剑打招呼，黄炜、黄文辉并非轻易能与曲靖卷烟厂做成防伪膜生意。”
“中间人”继而解释说，“当时的情况是，魏剑想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最明显的例证是原云南省长李嘉廷曾对其许愿封官，‘可以落实副厅级待遇’。条件是要曲靖卷烟厂与港商李镇桂合作办印刷厂(李嘉廷为情妇徐福英向李镇桂借款1350万元，徐福英将巨款挥霍后，无力偿还，李嘉廷答应帮助李镇桂做生意，赚钱弥补李镇桂的损失)，但因为李镇桂的报价太高，而被魏剑拒绝。在常人看来，省长的许愿，肯定要比省委组织部长的招呼管用，但魏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本求末呢？”他分析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黄炜、黄文辉经营的防伪膜生意，在当时几个厂家的报价中，价格是最低的，质量也符合要求，所以，黄维彬的招呼才会异乎寻常地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庭审理魏剑受贿案的法庭上，其辩护律师说，魏剑收受黄文辉的贿赂，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外在的胁迫。对此，一名与魏剑家人关系甚密的人士证实，身为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黄维彬在为黄炜、黄文辉联系向曲靖卷烟厂推销防伪膜的过程中，充当了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角色。起初，他向魏剑打招呼，魏剑不买账，他就让魏剑以其子的名义，在黄炜、黄文辉的公司入股，做生意赚钱之后，存在国外；遭到魏剑拒绝后，他又在一次宴会上授意黄文辉为魏剑的爱人“换辆本田轿车”。
事后的情况是，“车子太显眼，魏剑没有要，但他收下了黄文辉送给的好处费80万元。”魏剑也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当初收下黄文辉送给的钱，以为按照正常程序办事，没有损害单位利益， 所以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构成犯罪。
仍然讳莫如深的话题
其实，云南，甚至更高层的个别领导干部插手云南烟草业谋取私利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暴露。云南省一名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的官员说：“在云南省内，这个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走出云南，外界的人士只要听说云南的高层干部涉及腐败问题，都会认为与烟草有关。”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时说，他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时，“看到别的领导干部利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就产生了他们能做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做的失衡心理”。于是，为了帮助儿子李勃出国和在社会上生存，他利用分管烟草企业的便利条件，为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协调出口卷烟2.3万大箱，使杨荣获利2300多万元，其子李勃以跟杨荣合作做生意为名，先后从杨荣处索取或收受贿赂1000多万元；为了摆平与情妇徐福英的关系，他出面向香港金时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镇桂借款1350万元给徐福英挥霍，徐福英无力偿还后，他又指使云南省烟叶公司经理胡启鹏擅自提高烟叶促销费，使李镇桂从中获取非法利益高达2600多万元。
无法想象是哪些领导干部利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的事情，能对一名身居高位的常务副省长的腐败堕落产生影响，但可以肯定，只有职务、地位与常务副省长有可比因素的人的群体腐败的环境，才会使他产生“改变不了这种环境，就适应这种环境”的观念。
一名长期参加办理烟草系统大要案件的纪检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十分关注高中级领导干部在云南烟草企业中为子女谋利的腐败问题，所以，对涉及云南烟草行业中卷烟厂厂长的腐败案件，都是由中纪委牵头办理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中纪委管辖的案件范围是省部级干部，而云南烟草行业卷烟厂厂长的级别为厅级，有的仅是处级，但中纪委出面办理此类案件，说明中央对于解决隐藏在云南烟草行业中的高层干部腐败的问题，历来态度比较坚决。”
“态度坚决其实也说明存在的问题的严重，”这名纪检官员说，“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涉嫌贪污犯罪的问题，实际上与一名当时在云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0多年的省级干部之子牵扯在一起，并且，该领导之子在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后，于1994年潜逃到了美国。”而许多消息也不断在证实陈传柏随后同样也是外逃美国，并且现在仍然居住在美国。
而对于被有关部门视为“铁案”的褚时健贪污案，据一名熟悉内情的有关人士私下透露：“其实当时中纪委的初衷是要查处高层干部违法违纪，从玉溪卷烟厂批烟谋取私利的问题，但褚时健显然是‘不识时务’。结果，查处的对象戏剧性地变成了他自己。”
仔细查阅当年各类媒体对褚时健案件的报道，颇为意外的发现是：中纪委查处褚时健违法违纪案件始于1995年3月，而褚时健贪污案的作案时间为当年7月。其中暗藏的奥妙，绝对不是用“顶风作案”、“胆大妄为”等习惯性评价所能够概括的。
企业家的命运掌握谁手里？
一名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的云南省学者指出:“烟草行业作为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不低于300亿元。同时，还承担着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拉动经济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职能。此外，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投资也依赖利润丰厚和实力雄厚的烟草企业。于是，出现了经济工作围着烟草转，烟草企业围着政府转的异常现象。”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云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优秀的烟草企业家。另一方面，烟草系统得天时、地利、人和优势成长起来的土生土长的最为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跌落腐败犯罪的泥坑。”云南省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家的管理不到位，服务不周到，关爱不彻底；如果个别官员想从中牟利的话，被其掌握升迁命运的烟草企业家是很难抗衡的。”
一名现任的卷烟厂厂长曾向朋友抱怨说：“想想近几年‘出事’的3名厂长过去辉煌的业绩和今日苍凉的结局，真叫人不寒而栗。”
“在监督制约机制残缺和法治观念缺失的条件下，高层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仅靠思想道德品质维系，没有人敢保证他们中的胆大妄为者不插手烟草企业牟取私利。” 一名长期从事反腐败研究的学者指出，“对于云南烟草产业的长足发展和重振辉煌，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至关重要。而解决烟草系统的腐败问题，政府官员的自律比烟厂厂长的自律更为重要。”
2003年以来，云南省烟草系统谋划长足发展的方案正式付诸实施，云南省中烟工业公司从云南省烟草公司中分离出来，专门管理玉溪、昆明、红河、曲靖、昭通、楚雄、大理7个卷烟厂和省外市场的销售，从体制上彻底打破了云南烟草系统政企不分，卷烟厂厂长兼任当地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经理，集产烟、销烟、管烟于一身的格局。
“这样的改革措施，从制度设计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论证的，”云南省烟草系统的有关人士指出，“它充分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权力制衡原则，既有利于理顺管理体制，按照市场规律管理和经营企业，也有利于烟草行业的廉政建设。同时，它能使烟厂厂长更加集中精力，搞好卷烟生产和销售工作。”
但是很多人仍然担心，如果对云南烟草业已经出现和发现的问题不认真处理，对所有相关责任人不作彻底的查处，仅仅审判几名烟草巨头，带给社会民众的反而是更大的失望。
“缺乏有效的激励和保护机制，烟草巨头们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着巨额财富，同时还要为自己的生计、前途操心，怎能心安理得？”云南省一名法律专家说，“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考虑到中国许多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认为云南烟草业巨头们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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