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 近来，“招工难”、“民工短缺”甚至“民工荒”等字眼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成为社会上的一大热门话题。据披露，今春以来，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仅珠三角地区就缺工200万。尽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意“民工荒”一说，但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我国，竟然大范围地出现劳工短缺，这一社会生态变化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深层的原因？其实质是什么？提示了我们什么？我们特邀有关专家就此发表看法，供读者参考。
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边是有人没工做，一边是有工没人干的尴尬局面，“民工荒”并不是真的荒，更不能因此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根本改观
“民工荒”不是荒
□罗明忠
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局面未有根本改观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超过1亿人。2003年也是近几年来我国新增劳动力最多的一年，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净增1300多万，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在我国还将持续8年—10年左右。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中国就业议程》预测，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将增加7000多万人。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5亿人，更何况我国至少还有1／3的农村劳动力或多或少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因此，有的学者估计我国农村实际上的富余劳动力接近3亿人。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6月份统计的村一级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和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另外，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看，自2000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也是逐年攀升，分别为3.1％、3.6％、4.0％和4.3％。我国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将比较严峻。
可以说，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边是有人没工做，一边是有工没人干的尴尬局面，“民工荒”并不是真的荒，更不能因此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根本改观。
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期望和要价不相称的结果
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决策是其自身利益权衡的结果。只有当供给方的期望和要价与需求方的期望和出价相吻合时，市场才能达到均衡。当前，我国不少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问题，实际上就是需求方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及其出价与劳动力供给方的素质及其期望与要价不相称的结果。只要我们对这几年各企业的招工条件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各用人单位受前些年“民工潮”的影响，以“我国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为由尽可能地向民工压价，而且开出的招工条件是一家比一家高，在工资福利待遇上，虽然这些年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但民工的工资待遇却是1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劳动力的价格应该与劳动力的价值相适应，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了，劳动力的价值也应该随之上升；特别是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既然劳动力的需求方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其出价也应该更高，以补偿高素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另外，高素质的劳动力除工资之外，在就业安全、职业发展前景、在职培训、劳动管理的规范性和企业用工的公平性等方面的要求一般也要高些。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不少民营中小企业的“软肋”。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总是暂时的，失衡尤其是结构性失衡是经常性的
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是就业机会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为了捕捉供求机会，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双方都必须从事大量的市场调查工作。但是，信息的传递并不总是畅通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许多不可准确预测的因素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必然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来说，对民工需求量大的不少民营中小企业，基本上是拿到订单就招工组织生产，没有了订单就停工并就地解散工人，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既没有劳务储备，也不存在劳务计划。由此，决定了劳动力需求的信息不完全。在现有的信息传递渠道下，也不可能做到迅速、全面、准确地传递到具备相应技能和素质要求的劳动力供给方。另一方面，从劳动力供给方看，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信息掌握不够全面、准确，难以对未来市场要求的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作出恰当的预测，使得劳动者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也不得不更加谨慎。同时，民工的流动基本上还是自发进行。由此，农民工不得不承受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
正是由于信息传递不畅及市场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总是暂时的，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尤其是结构性失衡却是经常性的。这种结构性失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终究会得到调整并达到新的均衡。劳动力市场就是在均衡—失衡—均衡的循环中得到发展的。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我国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竞争优势能长久吗？不少国家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国企业搞倾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格。低工资实际上使农民工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外国消费者，他们得了好处还不领情，冤不冤
从“缺工”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
□杨永华
从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模型来看，我国不可能产生“民工荒”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国在现代化启动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高达90％左右，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将大规模地向现代产业转移，到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现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下降到10％以下。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转移出去。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用“无限”这个词来形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之多，我认为是准确的。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从本质上看没有偏离发展经济学经典模型。1978年，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高达71％，2002年下降到44％，如果我国的农业劳动力份额要减少到30％以下，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还需要减少14个百分点，绝对数为1亿，相当于目前我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因此，目前产生的民工短缺现象，并不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完成，而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原因：工资增长缓慢且多拖欠、打工成本高
之所以出现民工短缺，自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近年来增长缓慢的民工工资，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有条件的，比如要取得较高的收入等。刘易斯曾作过估计，外出农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高出大约30％以上。今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农民收入，徘徊了几年的农民收入终于大幅度上升，上半年农民平均每月现金收入为224元，这样，外出民工的月收入，即扣除生活费及往返交通费后的纯收入至少要达到300元以上，否则农民就不会外出打工。没有技术的农民工收入多年来徘徊不前，与在家的农民收入的差距迅速接近。据广东省总工会7月初公布的调查报告，广东外来民工中有一半人的工资在800元以下，很多外来民工的工资仅仅三四百元，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的农民工是精于计算的经济人，当遇到工资下降时，自然就不会外出打工了。
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农民工本就不高的收入也难以兑现。据全国总工会2003年的估计，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1000亿元左右。这就是说，全国外出打工的9800万农民工，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1000元。这使农民外出打工感到寒心。
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相当高。比如，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孩子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和体制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
应着手进行经济战略转换和体制改革
阻滞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比如，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实际上涉及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实际上把农民工的低工资，看作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比较优势。如果普遍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很可能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但是，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的竞争优势能长久吗？不少国家毫无根据地说我国企业搞倾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工资造成的低价格。低工资实际上使农民工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外国消费者，他们得了好处还不领情，冤不冤？所以，我主张要调整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从主要依靠低工资逐步调整到依靠科技、品牌上来。这种战略调整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否则中国企业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5年，经济体制也作了重大改革，但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等许多方面的改革力度还不大，这就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相当昂贵。比如，为什么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如此严重？这是否与制度上的某个缺陷有关？我认为，原因在于，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没有组织资源。工会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组织，农民工不能成为工会会员，工会不代表农民工解决问题。工会制度和企业制度等能否作这样的改革：农民工可以加入工会，工会代表要参加企业的董事会。又或者，户口制度要加快改革，使得农民工在某个地方打工若干年后可以迁入所在地。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在庞大的民工人口压力下，民工流动渠道仍然不畅通，民工在迁入地难以驻留，这只能从制度和政策上寻找缘由了。事实上，种种构成民工短缺现象的缘由中，大多数是制度本身问题及其导向问题
创新民工就业的制度与模式
□郑梓桢
牵引民工在广东流动或驻留的“推力”和“拉力”弱化
至今仍能较好地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流动原因的“推力——拉力”理论，不但形象地描述了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动力，而且深刻地指出了原因动力构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综合性。一段时期以来，广东等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反映着牵引民工在广东流动或驻留广东的“推力”和“拉力”的弱化。
这种“推拉力”的弱化是多方面的：例如，它既包括了不断涌现的长三角、中西部发展热点地区对入粤民工的分流，广东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提高效率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新诉求等正面因素；也包括了民工在广东迁入地长期就业环境的恶劣、就业待遇的不合理低廉、社会保险的缺乏、生活待遇的不公平等负面因素。又例如，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提升，可打消农民进城打工的念头；国人固有的乡土情结或不合理的人口城市化政策可令民工毅然返乡；甚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非典传闻，也会使民工望粤却步。还有，人们文化素质偏低的制约，职业技能的单调、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理性就业观念的缺乏等等，都对构成民工短缺现象发生着作用。
民工就业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以服从经济发展为主导，忽略了社会协调发展
从宏观环境上分析，民工短缺不应发生，也不是事实。中国当今劳动力不短缺，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也不短缺。不但不短缺，反而过剩。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众多人口学家预测分析的结果是：即使从2000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退一步看广东，广东本地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就业，广东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吸纳远未完成。从2003年起，广东将面临为期四年的历史上空前的新增进入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高峰期。
然而在局部上，民工短缺成为事实，在庞大的民工人口的压力下，民工流动渠道仍然不畅通，民工在迁入地难以驻留，这只能从制度和政策上寻找缘由了。事实上，包括上述在内的种种构成民工短缺现象的缘由中，大多数是制度本身问题及其导向问题。而导致这些有缺陷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的长期存在与实施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观念和理念的陈旧。造成人口迁移流动“推拉力”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民工流入地和接受地的广东没有因应形势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仍然固守二十多年基本没有更新的民工就业、安置和待遇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以服从经济发展为主导，忽略了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导向；它注重的是廉价民工资源的索取与利用，没有同等关注民工的切身利益、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的培育提升。如果说它过去曾行之有效，则今天它已不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环境的要求了。广东需要新的观念和理念指导下的创新的民工就业、安置和待遇等方面的制度、政策与模式，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保证劳动力要素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畅顺流动，实现其最优组合。
缺乏人口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统筹安排导致人口迁移流动的紊乱
传统的民工就业、安置和待遇模式显示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往往注重短期效应，并常各行其是而又自相矛盾。原因在于广东没有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因为没有高瞻远瞩和统筹安排的人口发展战略，各部门相应的民工流动政策就难以协调一致，而整体人口迁移流动政策就缺乏总体人口战略考虑和安排的依据，无法展开。整体人口迁移流动战略与政策的模糊，最终结果是导致人口迁移流动的紊乱，民工短缺仅是现时的反映之一。应该把制定广东人口发展战略迅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保证广东人口发展的平稳、健康与安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以及劳动中介机构的高度不完善性，任何市场信息都极有可能因“蝴蝶效应”导致民工无序流动，过度渲染“民工荒”实际上是向劳动力市场提供错误信息，有可能误导劳动力的正常流动
民工短缺的真正含义
□徐林清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信号
所谓“民工荒”实际上仅仅表明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并不是说整个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供给短缺，是在既定工资水平下低级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确实出现了普通操作工人招工难的问题，加上原来技术工人短缺的老问题，使人感觉到似乎真的出现了“民工荒”。试图在接近甚至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以及不提供相应福利待遇条件下招收足够的劳动力确实已经成为困难的事情，即便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公司也面临着工资提高的压力。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现象，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必然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越是成功，劳动力成本上升得越快。从宏观角度看，这应当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实质性提高。而对企业来说，企图继续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恐怕将面临更多危机，有意识地向技术、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转移将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反映出我们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是美国的1／50、日本的1／30和韩国的1／15。廉价的劳动力不仅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基本源泉，也是中国吸引国外资本的最主要的因素。近年来，中国加工制造企业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国际市场，也是得益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在国内市场上，由于居民购买力水平仍然较低，价格便成为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而国内产业结构基本上仍是劳动密集型的，所以要压低产品价格就必须设法降低劳动力成本。虽然从价格竞争升级为品质竞争是很多企业的口号，但在国内居民收入没有取得大幅度提高情况下，价格将始终是产品站稳市场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说，国内市场上对廉价劳动力也有强烈的依赖性。
在国内市场上的低收入水平、低产品价格、低劳动力成本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品质、低价格、低劳动力成本形成了两个“稳定三角”，任何超出既定价格雇佣劳动力都有可能导致这两个三角的破坏，从而形成了一个低价劳动力陷阱。
这样，当劳动者生活水平以及对工资的期望提高以后，在原来所设定的不变工资率(接近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减少便是必然的。可以认为，所谓的“民工荒”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廉价劳动力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
过度渲染“民工荒”可能对劳动力流动产生误导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供求格局是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这种格局当前并未发生改变。中国普通劳动工人的高度分散性、缺乏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对恶劣的劳动条件、可怜的劳动报酬以及企业漠视劳工权益的行为采取统一的行动，更加不可能作为一个博弈方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所以，“缺工”现象是不可能像很多媒体所描述的那样在各地骤然出现的。同时，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以及劳动中介机构的高度不完善性，劳动供求信息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之间交流不畅，任何市场信息都极有可能因“蝴蝶效应”导致民工的无序流动，从而扰乱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所以，过度渲染“民工荒”实际上是向劳动力市场提供错误信息，并有可能误导劳动力的正常流动。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应正视区域利益格局调整后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政府能做的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让市场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并利用这一事件使之成为增强珠三角企业竞争力的契机
着力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
□谌新民
直接诱因是近期物价上涨引起民工生活费用大幅上升
有人认为珠三角“缺工”是因为工资低甚至被长期拖欠，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所致。其实这些现象早已存在，今年也不见得比往年更恶化。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近期农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物价上涨进而引起民工生活费用大幅上升所致。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上升3.6％，其中食品价格上升9.5％。对民工影响最大的是有些地方大米的价格上涨了近一倍，而珠三角民工工资12年间仅提高了68元。这是造成民工外流的直接诱因。
利益格局变化引起民工供给行为的变化
首先是近期中央一系列利农政策的出台，使得务农的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相对于珠三角地区十几年不变的每月只有500元—800元左右的收入，不断上升的涉农收入无疑增强了农民工返乡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珠三角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其次是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的长足发展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长三角地区民工工资收入上升快过珠三角，这使得大量民工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民工选择流向长三角等地区就业。再次是内地省区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吸纳了部分当地的劳动力。
此外，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引致对民工需求的变化。我省经济持续高速稳健发展，始终保持着对民工的巨大需求，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使得对技能型民工的需求量增加，从而使结构性的人才“荒”变得比以往更突出。
社会环境或者说制度性缺失加剧了“缺工”现象
在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而离开土地的民工如果在工作地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的预期，享受不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加之劳动条件恶劣，收入低下，这时一旦外面的吸引力增大，就可能随时出现“缺工”。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市场发挥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
从政府角度来说，应重视“缺工”现象及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着力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解决民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认为目前的“缺工”是市场的正常反映，不可忽视也不必惊慌，更没有必要再回到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的老路上去。为了预防再出现类似情况及减少对我省经济的影响，必须加速建立人力资源供求预警系统。
从市场运行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缺工”的出现正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尊重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来说，应提高对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意识。着力改善企业劳资关系，改善工作环境，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改善民工的待遇，留住企业所需的员工。在与长三角等地对人力资源的竞争中，部分企业用工成本可能上升，但这也许会成为珠三角企业改善管理、促进产业升级、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契机。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造成工业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的。然而，大量民工离开珠三角而往长三角就业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应该正视区域利益格局调整后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政府能做的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让市场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并使这一事件成为增强珠三角企业竞争力的契机。（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所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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