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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于对银川市出台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政策“理解不同”，该市出租汽车司机多次集体上访，6800辆出租汽车“停运”。虽然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停运”风波逐渐平息，但这起事件再次引发我们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态度和如何推进行业监管工作的思考。
首先，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把政策的利益相关人作为平等主体，与之充分协商，不应想当然地要求他们为了某种大局牺牲自己的权益。
在现代社会，公民有时会为了社会中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这种让渡或者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出于自愿。地方政府出于一时一地的政策考量，要求公民放弃本应享有的权利，即使自认为出于“公心”，也可能引起社会的不满。银川市政府制定出租汽车管理的新规定，本意或许是为了改善城市交通面貌、减少老旧出租车尾气污染，但城市决策者的这些“善意”，却不应由辛苦劳作的出租车司机来埋单。如果按照该市制定的新规定，出租汽车必须提前报废，本来就夙兴夜寐的出租车司机必须要付出更多辛劳。过度劳累给他们的身心造成的伤害，疲劳运营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这些成本又由谁来埋单呢？
其次，应充分尊重由利益相关人组建而成的行业协会，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协调作用。在我国不少城市都组建有出租汽车的行业协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为本行业的代表与政府就关系到本行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磋商，从而在政府与特定行业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
据调查，银川市出租汽车司机此前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向政府表达了诉求，如果政府能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全面考量新政策给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多重影响，就很可能避免出现“停运”的尴尬。
在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如果直接管理作为一个个独立个体的行业经营者，所付出的监管成本几乎必然高于社会所获得的总收益。而协会作为缓冲，在政府和每个经营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使政府的回旋余地大大增加。银川市政府与出租汽车司机之间，按照应有的程序，出台一个新政策，需要通过行业协会同利益相关人进行沟通和博弈，但是，收集到反对的意见后，银川市政府没有充分重视这些意见，没有预见到新政策可能引起的强烈反弹，而是继续推行原来的政策，最终导致政府和行业经营者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停运”事件发生后，银川市政府很快宣布暂缓执行新规定，该市市长也发表电视讲话，向市民道歉，这些务实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原本可以通过政府与出租汽车行业协商而实现监管者与经营者“双赢”的事情，却演变为政府信用受损、市民出行不便、司机经济损失的“三输”局面，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教训值得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认真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