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临去美国时对我说，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俩还有一项宏大的研究计划没有讨论完。然而，他终究还是没回来
■文/袁钢明
7月30日下午5点多钟，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候机室里，我感到透身冰凉。2个小时前，我正欲动身前往机场，忽然天降一场倾盆大雨。我和北京家中通了电话，告知我董辅礽老师病情恶化，陷入昏迷。 董老师夫人从美国打来电话说，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这是董辅礽病重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董辅礽去年10月查出癌症，到美国治病。我一直认为董辅礽的癌症很可能是误诊。董辅礽在北京刚住进医院检查的时候，吃饭狼吞虎咽，和一个虎虎生风的年轻人一样。可是到美国那边后传来消息，董辅礽身上多处转移的癌瘤已被确诊。 初期一段，疗效很好，听说肿瘤得到抑制，萎缩了一半左右，肝功能等指标恢复正常。董辅礽走的时候对我说，我会回来的。我本来想和他讨论一下几件收尾性的工作，以及我们俩酝酿已久一直以为有时间将来做而没有做的一件较为宏大的研究计划。董辅礽没有和我讨论的意思，他没有把这次去美国治病看作是他最后一次旅程，他去美国治病这段时间，不会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俩都认为，他这次去美国就和他此前不久刚刚去美国一样，去一段时间就会回来。 按照本来的设想，董辅礽去美国诊查一下病情，用他女婿所在的美国杜克大学医院刚试制出来的一种新药试验一下，不管效果怎样都不会在美国长待。 董辅礽是该医院试用新药的11个患者中疗效最好的一个。董辅礽是个极为特殊的人，他冬天从来不穿毛衣、棉衣，再冷的天只穿一件外套和衬衣，从来没有得过病，哪怕是感冒之类小病。他在学术上做成过很多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做成的事。他创造任何常人不可能有的奇迹都用不着惊讶。在董辅礽之前试用新药的患者全都治愈出院，董辅礽治愈的成功概率当然比其他普通人更高。但最近一段时间，董辅礽医治过程出现波折，在他身上出现了以前试用新药患者没有出现过的抗药性。医生对董辅礽使用了一种新的药剂，出现强烈反应。医生对董辅礽停止用药，进行调整。我们都说相信董辅礽一定可以创造奇迹，一定可以挺过来。 我坐在虹桥机场候机室里，寒冷彻骨。我现在所在的登机口，是不久前我和董辅礽在此候机的同一个登机口。我们谈论我们赶赴机场上不到高架路上差点儿误机的惊险。到机场后我们才知道一位高官和我们同一时间赶飞机，高架路封闭为他一人所用。普通车辆被堵在高架路下。我们原本40分钟的路程用了2个小时，幸亏我们出门很早。董辅礽愤慨地说，那么多普通老百姓为一个高官让道，误了飞机没有人会理睬，这种制度这种做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当一群人前呼后拥威风而来时，我们才知道这位高官居然和我们同乘一架飞机——他的官阶还没有达到坐专机的程度。董辅礽笑着说，他和我们同坐一架飞机，不是我们的幸运，是他的幸运，这种人没有资格和我们同坐一架飞机。我忽然发现，那一次和董辅候机和今天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我穿过登机长廊，外面冷雨飘洒。这一段长廊，我和董辅礽一起走过，以后再也不可能了。我和董辅礽一同乘过很多次飞机，一直以为还会再和董辅礽同机飞翔，一起笑谈粪土万户侯。这一次不会再有奇迹，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 回到北京家中，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董辅礽已经离去。北京时间7月30日下午3点03分，他去世了。当时，我在上海，倾盆大雨从天而泻，也就是说，我在虹桥机场候机的时候，董辅礽已经静静地告别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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