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无论是流量，还是流程，淮河都不比黄河、长江。可是，淮河不小。全流域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亿七千万人口，自古就是我国农业主产区。淮河以占全国3.4%的水资源，养育着全国1／6多的人口。

　　1950年，新中国刚刚诞生，毛泽东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1995年8月8日，我国制定了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部流域水污染防治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以这个条例的颁布实施为起点，淮河治污走过十年历程，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正在这个时候，本报派记者从淮河源头河南桐柏县起程，顺流东去，走完淮河干流；又从安徽、河南交界处的界首开始，逆水而上，考察了淮河最大的支流颍河。考察采访期间，本报曾以“淮河治污千里追踪”为栏题，发表了他们的报道。采访结束后，他们又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札记发表，以期使读者更全面了解淮河污染治理情况，敬请关注。

　　淮河治污需要长效机制

　　淮河治污是从“救急”开始的。

　　1994年前后，几次突发的污染事故，引起国家重视，拉开了淮河流域各地大规模治理污染的序幕。十年来，尽管淮河治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探索治污的长效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

　　淮河治污需要长效机制，因为淮河难于治理的深层原因是生态系统结构遭到破坏，生态功能退化和恶化。专门研究生态的安徽省环保局副局长方晨从四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是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度。淮河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3.4%，而流域人口耕地面积却占1／6，人均水资源量不到全国的1／5。2002年，淮河水资源大开发利用率高达71.6%，大大超过国际上内陆河流开发利用率公认为30%(合理利用程度)和40%(合理程度上限)的水平。而且用水需求每年还以2.6%的速度在增长。其次是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三是部分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四是人口密度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22人，是全国人口密度的4.6倍。

　　他提出，恢复和保护淮河流域生态环境要做好“双减法”。既要削减入河的排污量，也要减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量，保障生态用水，使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由目前的60%减少到40%以下。

　　如果说，从生态角度探讨治理污染解决的是社会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问题，那么，从法治角度认识淮河治污则是要规范社会经济发展自身的行为问题。

　　淮河治污最开始的时候，用的“关停”手段。在污染事故已经发生，污染程度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用这样一种强制性的措施“救急”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此后，沿淮各地几乎每年都有治理专项行动。以这种一个时期集中“兵力”打“硬仗”的方式来治污，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回顾淮河治污十年，发挥最大作用的是《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淮河流域各地的同志都认为，应该充分运用法规治理淮河，只有这样，流域各地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才可能把大家的劲都拧到一起来。

　　札记之一：淮河污染新变化　新“三七”开的说法

　　目前淮河流域生活污水排放量、COD和氨氮分别占总负荷的64%、75%和73%。而十年前，淮河污染开始大规模治理的时候，工业污染是占了七成以上的。

　　淮河流域化肥施用量从1990年的495万吨增加到目前的702万吨，平均每公顷化肥用量约500公斤，而化肥有效利用率平均只有30%—35%左右。

　　走淮河之前，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新名词是“COD”，它是衡量河水污染状况的重要指标，指水中所含有的耗氧物质的总量，通俗地说，也就是水里的有机污染物总量。其英文缩写就是“COD”。

　　环保部门以它为标准，给出了淮河水在十年里“量”的变化：2003年，淮河流域的COD入河量为71.2万吨，比2000年的81.2万吨削减了12.3%，与1994年的150万吨相比，削减了53%。

　　十年治污的成绩，一目了然。但仔细分析淮河水污染的结构构成，又让我们感到肩头沉甸甸的。环保部门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淮河流域生活污水排放量、COD和氨氮分别占总负荷的64%、75%和73%。而十年前，淮河污染开始大规模治理的时候，工业污染是占了七成以上的。这个数据与我们在地方上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相同。安徽阜阳是淮河中游的一个城市，这里水体污染中生活垃圾占70%，工业占30%，与十年前的比例正好倒了过来。

　　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淮河污染又一个“威胁”。这方面还没有全面准确的统计数据，但通过我们了解到的几个数据，“以斑窥豹”，大致可以对整个淮河流域的情况做出一个判断。

　　有关部门统计，淮河流域化肥施用量从1990年的495万吨增加到目前的702万吨，平均每公顷化肥用量约500公斤，而化肥有效利用率平均只有30%—35%左右。农药的使用量从1990年的4.7万吨增长到目前的9.3万吨，每公顷用量约10公斤，而70%的用量流失或残存在土壤和农产品中，并最终进入水体。

　　袁海勤在淮河干流最后一个水质监测站江苏盱眙县环境监测站工作了十多年。她以水体富营养化来说明农业面源污染。她说，这个指标现在比1997年以前高出了两倍。安徽省环保局局长童怀伟对这种结构变化有个“解读”，他说：“十年前，我们是从抓工业点源开始淮河治污的，现在还是只抓工业点源，不符合实际。当前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多管齐下，工业点源不能放松，还要抓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早一点研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札记之二：经济增长与淮河污染　“软”与“硬”的错位

　　有些地方搞“企业生产宁静日”，政府规定了严格的检查制度，环保部门不但进不了企业的门，而且为了保证企业宁静，有个县政府连环保部门的车辆也查封了。有的企业排污不达标，政府领导找环保部门“讲情”。

　　就经济发展与环境的一般关系来说，环境应该是“硬”约束，经济可能是“软”指标。因为自然资源在特定时期特定范围里是难以改变的，而经济发展倒是可能通过技术进步或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改变。

　　在淮河流域，这两者的关系却发生了“错位”：经济增长对淮河水提出了“强硬”要求。

　　先看城市化进程。淮河流域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最近十年人口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以河南为例，该省淮河流域城市化率由18.4%提高到了27.2%。这两个简单数据，意味着流入淮河的城市生活污水由3.2亿吨增加到了7.8亿吨。皖北城市阜阳是一个地级市，在这十年里，人口增加了近一倍，从原来的20多万增加到现在的38万。随着社会发展，这个进程还将加快，淮河首先面临的是城市污水的压力。

　　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对比的是，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淮河流域在过去十年治污中，建成了57座污水处理厂，但还有85座城市的污水处理厂没有动工。即使这些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也有一大半因为管网不配套等原因，难以正常运行。这种滞后加剧了淮河水污染的程度。

　　再看工业企业发展。工业企业仍然是重点污染源，尤其是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造纸行业一直是淮河流域最大污染行业，尽管经过了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个行业的对淮河水的“威胁”仍然不容忽视。河南环保部门的同志介绍，这个行业对水污染的负荷，即使按照达标排放的标准计算，还在62%，如果连偷排也计算在内，至少应该在70%以上。淮河流域两个最大的企业————河南莲花集团和安徽丰原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在今年六月国家环保部门组织的暗访中，也都被发现有超标排放问题。可见，工业污染的防治工作是一点也不能“软”。

　　还有一个“硬”要求是各地政府对经济指标不科学的追求。这样的要求一旦与企业发展的要求联合在一起，就成为对环境最大的“威胁”。只要这样做，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就会变成给企业提供不该提供的“保护”的冲动。这两种“力量”成为淮河水无法抗拒的“硬要求”。我们在沿途采访中，听到许多不该发生的故事。有些地方搞“企业生产宁静日”，政府规定了严格的检查制度，环保部门不但进不了企业的门，而且为了保证企业宁静，有个县政府连环保部门的车辆也查封了。有的企业排污不达标，政府领导找环保部门“讲情”。

　　札记之三：科技与淮河污染　少了一“环”　坏了一片

　　安徽阜阳的同志说，他们听说清华大学有一项目组在攻关，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对淮河流域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科研成果是多么重要啊！如果科技能够解决小造纸的污染问题，那淮河治理的难度至少会减少一半。

　　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源放错了地方。那么，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放错的资源放回到它该去的地方呢？在资源和废物之间，科技是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淮河流域的造纸行业就难在科技这一环上，因为缺少这一环，造纸业成为淮河治污的一大“顽症”。

　　十年治污，很大的一个成绩就是关停小造纸厂。为什么淮河流域的造纸厂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因为麦草是这里的造纸优势。

　　淮河流域是稻草和麦草主产区。过去，麦草可以用在地里沤肥，拿回家烧饭或者搭建房屋。经济发展“阻断”了麦草的这些出路。砖瓦房代替了茅草屋，化肥用起来也比沤肥省力，人们也不再用它烧饭。因此麦草就多起来。造纸业正是在这样的资源优势上发展起来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小造纸发达的时候，麦草价格最高能卖到小麦的一半，而麦草收割起来要比小麦省劲得多。

　　淮河治污关停了许多小造纸厂，而麦草的优势却成了环保的劣势。因为没有人收购，又不许焚烧，农民就把麦草堆放在地头或沟边，经过夏天的雨水冲刷，又形成废水流到河流中，形成了新的污染。在河南和安徽采访，都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麦草除了造纸，还能不能有别的出路？

　　淮河流域各地都为麦草想出路。有的地方动员群众搞草编工艺品，出售价格虽高，但销售量不大，尤其是对麦草的需要量太少，根本不足以减轻环境压力。有的地方鼓励农民沤肥，但因为农产品价格差别太少，而沤肥又比使用化肥费力，所以，收效也不太明显。河南环保部门的同志介绍，麦草还可以经过粉碎而压制成一种板材，能够做建筑材料。可是，市场还没有打开。

　　麦草造纸，最大的污染来自一种随纸浆而产生的“黑液”。这种污染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技术来处理，而它对河水的污染又最厉害。安徽阜阳的同志说，他们听说清华大学有一个项目组在攻关，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对淮河流域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科研成果是多么重要啊！如果科技能够解决小造纸的污染问题，那淮河治理的难度至少会减少一半。

　　由造纸业问题，我们谈到了淮河流域的工业结构调整。淮河治污早期，我们采取的是关停的办法，包括关停“十五小”企业，也包括对超标排放企业的关停，但这不是目的。河南省环保局副局长李景明说，我们是要以关促治，以关促调，以关促转。而这些没有科技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只有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只有技术投入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大范围的结构调整才可能实现。

　　札记之四：多方利益各执一词　污染的账该怎么算

　　算账要以淮河得失来算“加减”，不能以自己的得失算“加减”。如果都从淮河治污的角度看，上游地区少上几个项目，不是亏，而是“赚”。中下游地区看着淮河，琢磨的就不该是赔偿与否，而会增强治污的紧迫感。淮河治污到了这个当口，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相互抱怨！

　　从淮河上游走过中游、下游，我们在不同地方都听到环境“代价”的议论。上游某地的同志给我们算账：该地区外出打工人员有180多万人次，现在返乡的打工者，至少有3至5万人具备创办小厂的能力。如果没有淮河治污需要的关停“十五小”等措施，放开了让这些人办一些小企业，即使一个企业解决三五个农村劳动力就业，那我们整个农村经济面貌将发生多大变化啊！他们的“结论”是：为治理淮河污染，放慢了工业化进程，希望国家能在政策上给予“补偿”。

　　中下游的同志也有人算出另一本账：水从上游来，因为上游污染了河水，单是污水团给我们造成的直接损失每年都在数千万以上。受污水团影响，仅仅中游某市一个电厂少发电带来的直接损失就是2.2亿元。如果没有这些不该有的损失，我们的社会发展要比现在快多少啊！他们的“结论”是：国家应建立水污染赔偿机制，让污染水的地方对污染付出成本。

　　其实，给淮河治污“算账”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地区。环保执法部门说，我们为治理淮河污染出力，却受到许多制约，建议改革管理体制，赋予我们更大权力。企业抱怨：我们对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那么大贡献，经济指标已经占据地方经济的“半壁江山”，凭什么在排污量上不能给我们多增加一些指标？还有的企业领导不理解：我们一时排污超标，为什么查住了就处罚，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环保执法咋就不理解我们的苦楚？

　　我们把这样一些看上去都很正确，结论却大不一样的“算法”放到安徽省和河南省环保局领导面前，请他们“裁判”一下，得到的却是几乎一致的回答：淮河无界，生长在淮河边，吃着淮河水，心里装着的就该是整个淮河流域！

　　安徽省环保局局长童怀伟说，环保部门如果在发展问题上，不能作政府的参谋，不能在发展方面有“作为”，是失职。反过来说，环保部门如果因为发展的要求就放松了执法工作，放松了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是失职。在两者之间，有人说，环保工作搞好了顶不住，搞不好又站不住。童怀伟的结论却是：只要依法办事，只要认真执法，环保部门既能顶得住，也能站得稳。

　　童怀伟拿出事实做“论据”：不久前安徽组织环保执法专项行动，共查处了31位环保工作失职的干部，其中有企业负责人，有地方领导，也有环保部门负责人，淮河治污立即有了效果。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的环保法律还是“管用”的，只要大家重视了，真正去做了，就管用。

　　河南省环保局副局长李景明对给淮河“算账”有一个“说法”：算账要以淮河得失来算“加减”，不能以自己的得失算“加减”。如果都从淮河治污的角度看，上游地区少上几个项目，不是亏，而是“赚”，赚得一河清水。中下游地区看着淮河，琢磨的就不该是赔偿与否，而会增强治污的紧迫感。以淮河的得失来衡量，企业算出的就不会是超标排污被罚减少多少收入，而是淮河污染负荷增加了多少。他说，淮河治污到了这个当口，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相互抱怨！

　　上游在河南，中游在安徽，下游到江苏，靠哪一个地区也无法单独“管”好淮河。从部门角度来看，科技攻关是科技部门的责任，污水处理厂建设需要建设部门指导监督，水土保持、水资源调度少不了水利部门，农业面源污染又得农业部门来管，没有部门协调，没有地区配合，淮河治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我们说：治淮无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