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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年初的时候，一家专门办给“高端”人士看的杂志，在为读者“引领”新年新生活时，特意告诫要开一辆具有“英国贵族”气质的MG Rover：“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个性信号：和你不一样——我是贵族！” 我觉得这句宣言可以比较恰当地解释，为什么在全球时尚界都处于“黑暗时期”的时候，只有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能够“一枝独秀”：作为奢侈品市场的消费主力，缺乏自信的中国“先富一族”需要用一种格外夸张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关于这一点，高消费品分析家达娜.特尔塞的结论更加斩钉截铁：“奢侈品是一种与穷人为敌的武器。它被用来告诉别人它的使用者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在智力、财富和社会地位上都高人一等。”
中国的“先富一族”缺乏自信是有历史渊源的。他们不像他们的欧洲前辈，有反封建的光荣；也不像他们的美、日前辈，有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功劳；更没有像他们在西方的当代“同仁”，如比尔.盖茨那样创造了新经济的奇迹。实际上，在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从一文不名到富可敌国，暴富的过程扑朔迷离，财富来源一直让人怀疑，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因为经常表演“亿万富翁征处女”之类荒诞不经的活报剧而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反感，终于“穷得只剩下钱”了。因此他们便只能向奢侈品求救了。 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者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曾经用颇为辛辣的笔锋，剖析了有钱人是怎样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创造尊敬的。凡勃仑发现，富人们在大量消费时，总是强调购买物品所支付的高昂“价格”来加深大家的印象，甚至开始通过购买爵位以及和欧洲贵族通婚，来改善自己的声望。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先天不足的原因，中国富人在奢侈品上的挥金如土能够换来他们所希望的尊重吗？我很怀疑。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火爆是和内需不足同时出现的，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学ABC的人都知道，这种消费类型反映的是收入不均，而不是收入的上升。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4，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安全指标，成了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公众的心态，更是让一些富人产生了危若累卵的感觉：7月22日，四川峨边县亿万富豪葛君明被一位老农用自杀式爆炸炸死，成千上万的网友在评论此事时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居然是“为富不仁”。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富人们即便用“与穷人为敌的武器”武装到了牙齿，换来的恐怕也只能是更多的敌意，而绝不可能是尊重。
和无产阶级一样，富人们也不能指望“救世主”，而只能靠自己来完成对自己的救赎。但这种救赎是不能靠呼吁“不要仇富”来实现的，也不能靠炒作“特赦原罪”来实现，更不能靠宣布“告别革命”来实现，甚至也不能靠“私产入宪”来实现。富人们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智慧和远见。在这方面，我倒是真的要劝他们好好向一直让他们心仪的“英国贵族”学一学！
英国贵族存在的时间超过了10个世纪，直到1998年英国议会改革，世袭贵族才算寿终正寝。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长寿，其奥秘在于英国贵族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作出适当退却的阶级。他们懂得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保存自己利益的最佳方法就是与别人分享利益，在妥协中谋求自己的存在。1688年，正是一些贵族带头发起了“光荣革命”，在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一海之隔的法国贵族不明白这一点，结果在大革命的断头台上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除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英国贵族平时的表现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英国贵族素以品性“坚韧”和“内敛”著称，贵族后裔年轻时在公学中要经过严格的寄宿式管理，每天要自行整理内务、冷水盥洗、跑步练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贵族子弟奔赴前线，血染沙场。如阿勒斯福德伯爵、诺森伯兰公爵1940年阵亡，家道显赫的第7任威灵顿公爵1943年捐躯，德文希尔公爵的继承人牺牲在1944年，萨福克伯爵战死于1941年。英国贵族正是靠着自己对国家荣誉和社会进步做出的杰出贡献，靠着自己在与内外敌人较量的过程中展示的英勇精神，特别是靠着自己为本民族付出的巨大牺牲，才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如果没有这一切，以为单单靠着一辆MG Rover，或者一身燕尾服，就可以以贵族自居，那真是贻笑大方了！
正如达娜.特尔塞所说的那样，奢侈品固然是一种性能优良的“与穷人为敌的武器”，不过我担心如果它被使用得毫无节制，最终可能会像飞去来器那样，击中使用者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谁都有权利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花自己的钱，但我仍然认为，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有2亿左右的人口靠每天不到1美元的生活费为生时，花55万多元买一颗荔枝吃是可耻的。“先富一族”即便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未来，也应该主动承担更多和更大的社会义务，兑现当年“先富带后富”的历史诺言。在奢侈品中，有一个著名品牌叫W＆LT，是“狂野和致命的废物”(WILD AND LETHAL TRASH)的缩写——也许奢侈品就是这种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奢侈品的消费者不要变成这种东西！
